春风镇

　　我有一个忘年交，比我小8岁。我认识她的时候，小姑娘还在小学，我和她很说的来。我本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和上小学的女孩很说的来，基本上见一次就惺惺相惜，在一起唧唧呱呱的没完没了，很有共同语言。至于是不是病态，阿花可以帮我分析下。我自我分析原因有二：一是讨厌成年人，二是讨厌我自己。

　　我的这个忘年交，叫小人。其实她本性“任”，放在姓氏里，就念了二声，成了“人”，所以我叫她“小人”，而我名字里带半拉“君”字，则自嘲的自称“君子”。但这样一来，身段太高不容易放下，就免不了要做些假正经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没有虚长她这些年岁。比如她经常给我打电话，说看书看不懂，比如《钢琴教师》《香水》或者是《欲望号街车》，希望我能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当然的，我就摆出一副谆谆善诱的样子，在电话里跟她讲起来。

　　我的手机用的太久，有时通话会出现回声，就是在话筒里听得见自己的声音，比自己说话的声音慢着小半拍。这个声音在我说话过程中一直尾随着我，现开始只像一个孩子在学舌，但你又不能跟孩子较真儿，到后来，孩子的表情就变得挤眉弄眼，腔调也开始冷嘲热讽。所以，后来我越说越心虚。我经常有这种心虚的感觉，有时是在课堂上，学生们安静的刷刷做笔记，我信心十足的声音在教室的墙壁上来回弹射，最后落入我自己的耳朵，或者是第一次听自己的唱歌录音，心虚的不能继续听下去，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的声音会是这样，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

　　我不禁问自己：你怎么确定你不是芙蓉姐姐？她自信长相好，身材好，舞姿好，能用美貌打动别人，但那都不是事实。而你自信智商高，有深度，有品味，能用深度打动别人，你怎么知道，其实你不是同样的怀揣廉价的所谓自满和犀利，外带一点自以为是的混不吝在人群中招摇撞骗，目的同样也是供人耻笑？

　　小人最后问我，我是不是该多看看书？我说算了吧，谈恋爱吧，听音乐吧，艾薇儿不是要到上海开演唱会吗，我跟你一起去吧。

　　书这个东西，少看为妙。我家有一大架子书，都是我爸当年从军区大院的图书馆里顺来的，光是台湾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译丛，就好长一拉溜，我都是上去看看书皮，翻翻内瓤里的作者画像，把人名书名和作者像对上号，就原塞回去了。全家就我一个外语文学专业毕业的，可我是最不爱看书的一个。我爸是个政委，很注意大风向，易中天啊于丹啊跟的很紧，我姐是个军医，除了对尸体感兴趣，还是个半个清史专家，因为电视上的清宫戏太多了，经常人和事对不上号，她一发怒，自己找资料研究去了。我妈妈有剪报的习惯，经常把各类不知所云大而无当的名言记在电话本上，和一些养生食谱混迹一处。我不爱看书，越看，越不爱看，其中的缘由说起来很复杂，而且很假正经，不说了。

　　据说佛教里有个说法，说大成就者眼里是无佛又无经——这个感觉就很对。人这一辈子，是用来苟活的，而不是用来读书的。

　　芭芭拉·史会在街上看见一个拎着手提袋的女疯子，微雨后会看在河边看见自慰的小青年，也会在黑暗的屋子里，发现不远处窗户里的光屁股男人。真像法国电影的调调。她说她看到河边的变态小青年时，并不多看他，原因是为了不助长他的志气。这个原因太搞笑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谁还在乎谁的志气啊？

　　我也喜好观察怪人。比如有个男老师非常执着，每次我去在教研室，总见他拿着扫把不停的扫地，一边扫地一边抱怨：你们女同志就不能注意点，头发掉的一屋子都是！再比如有个缺根筋的未婚女同事杨小某，有此大家去洗温泉，领导突然想摆与民同乐的pose，就说今天好啊，有女同事给擦擦背后！杨小某立刻朗声应对：擦后面可以，前面可不行啊！再比如技术部的小刘，从来不跟人说起他的父母，后来同事居然在网上找到他的博客，才知道他小时候，母亲偷人，被父亲操着菜刀堵在床上，劈面一刀正砍在鼻梁上。从此母亲再未离开家门半步，直到三十年後躺在棺材里被灵柩车拉走。

　　在任何一个外语院校，法语系都是怪人高发区。比如有个男生沉迷基督教，和人好好说着话突然就质问人家：你觉得你有罪吗？把对方唬的够呛。后来该男生涉嫌裸奔，被劝退了。再比如有个女生，只在球场上看见别人一眼，就四处宣称那是她男友，当该男生不堪流言来相问时，她只痴了过去，答道：我和你是神交。一时被传做笑谈。最近偶然问起，据说该女仍未婚嫁在等她的神交恋人。

　　德语系以芭芭拉·史为发端，也逐年有些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了。后来的没什么交道，但我和芭芭拉·史还是很稔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再正常没有的人了，虽然常有学妹们向我打听她，称她为“前辈”：因为她能够背诵全本的德汉小词典，因为她高分考上了北外的硕士，又退学了，还因为她现在既无固定工作，又无固定收入，无固定男友，今天又经历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芭芭拉·史，如果你在看此博客，我想告诉你，之所以写了这么多怪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你感觉到其实你也不是非常怪。如果一个男人能在电脑前写那么长的小说，却不愿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个女人，那么，他才是一个怪人。

　　这样，你感觉好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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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我刚知道他是谁，靠之！世界有没有这么小？你活该是我的女一号。复靠之！

　　关于作者，这本书的底页上这么写：凯勒被人称为瑞士的歌德，中篇小说中的莎士比亚。作家多么需要炒作啊！不过从这个炒作文案里，至少有两个信息：凯勒是瑞士人，这厮写过中篇小说。这本书原本不该叫《乡村的罗米欧和朱丽叶》，因为这本书由四个中篇构成《乡村的罗米欧和朱丽叶》《雷格儿·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三个正直的制梳匠》和《人恃衣服马恃鞍》，它本该叫《塞尔德维拉人》。因为这四个故事，全部都是发生在一个叫塞尔德维拉的地方。但是聪明如你，一定猜到啦：如果真的叫什么《塞尔德维拉人》，还会有人买吗？“罗米欧和朱丽叶”，哪怕是乡村里的，也是能吸引眼球的啊。所以你看看，文学真的需要炒作。哪怕凯勒是瑞士国宝级的作家，哪怕他的《绿衣亨利》那么早就被译介到国内了。

　　塞尔德维拉这个小城，根本就不存在。凯勒在这个虚构的画布上，描绘着他的众生像。他的立足点，就是对这个虚构乡村的教育和批判，哪怕它风景如画，居民们纯朴善良。《乡村里的罗米欧和朱丽叶》讲的还是那么个故事：仇家的孩子相爱啦，但没可能相守啦，最后一起徇情了。凯勒是典型的5000米选手，既有爆发力，又有耐力，所以写的细致、绵密、动人。《雷格儿·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是个典型的无聊作品，写的是一个女人如何把他的小儿子他教育成坚强、有社会责任心、道德完善的瑞士公民，这样的教育小说，是凯勒最拿手的了，但是也最遭人烦，道德说教太多了，完全没有小说应该具有的任何吸引人的特点。《三个正直的制梳匠》是我最喜欢的，嘲讽讥诮夸张鄙薄，是塞尔德维拉人典型的写照，边看便笑，凯勒以塞尔德维拉人为圆心，写了10个中篇，其它六篇我没看到，如果都照这个路子写下去，肯定能成大气候，不过德语文学一贯将冷嘲热讽视为浅薄轻浮——可是这浅薄轻浮却是多么有趣啊，哈哈。《人恃衣服马恃鞍》是个开头有趣，结尾无聊的小说。开头是这样的：一个穷裁缝，因为长相白净衣着讲究，本来都快被饿死了，结果被人误作波兰伯爵对待......有意思吧，跟《百万英镑》差不多，可是结果呢，靠，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

　　说凯勒是瑞士的歌德，显然炒得风马牛差太远。把写《孔乙己》的鲁迅、写《华威先生》的张天翼和写《围城》的钱钟书扔一锅里，搅和搅和再捞出来，就是瑞士的凯勒。他的立足点有二：文学的教育性和民族性批判。瑞士难道只有阿尔卑斯山？滑雪？钟表？银行？美丽的欧洲田园风光？搞错了吧？只要想想，全欧洲都在反法西斯的时候，瑞士人却宣布中立，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小国寡民、小富即安的无耻精神。塞尔德维拉人，这个虚拟小城中的虚拟人群，却都拥有一颗典型的瑞士之心：他们不欠任何人的钱，也决不借任何人钱，他们说话得体，睡觉笔直，勤劳，沉闷，爱储蓄，喜赌博。他们好私自打听，暗地讨论，虽为井底之蛙却常有鸿鹄之语。他们喜好打仗，却从不问为什么，每次出征人人都热血沸腾，最后却都酒气醺天的回到家乡——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凯勒是个很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这和十九世纪整个文化及思想界的大氛围分不开。他没有歌德那么深邃的胸怀，也没有莎士比亚动静皆风云的气概，总的来说，他像个有责任心、勤恳又敬业老校长，又迂又和蔼，我还算喜欢。

　　从前有个青年，看了《变形记》开篇第一句后，一拍大腿，大笑道：我操！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的啊！于是也跑去写小说了。这就是卡夫卡小说的全部魅力，也是现代小说的全部秘密。这个青年叫马尔克斯。

　　亚理士多德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真实。不过说实话，这句话的意思，从贺拉斯、布瓦罗直到高特舍特，从来就没搞明白过。亚理士多德关于真实的一个重要结论：只要情节逻辑是正常的，那么前提不妨是非逻辑的。他的结论其实完全来自于当时的艺术实践——否则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变形记》就有一个非逻辑性的前提：他变成大甲虫啦！其实在他之前，德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浪漫主义时期沙米索的《没有影子的人》：主人公把影子卖掉啦，《浮士德》也是这样，《铁皮鼓》里奥斯卡突然决定不再长大啦，包括现在风头很键的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都是从一个非逻辑的前提往下推导。王小波曾经提到：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可以推导出光怪陆离的结论。当然，他说这句话，原来是用来批判非理性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运用在文学创作上，那么这个“光怪陆离”，就算不得贬义了。

　　格里高尔没有变成一只小猫，惹人怜爱；也没变成一只狮子，令人敬畏；更没变成猴子，供人娱乐。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灰色的，淌着黏液的甲虫，它只能让人嫌恶。

　　卡夫卡的最大问题确实是绝望。这绝望是永恒的，绝对的，是他的美学内核。我参与过卡夫卡某本文集的翻译工作，没有任何一本书能给人带来这么深沉的绝望感。手指爬过一行行字，指尖慢慢都冰凉了。他的世界是封闭的，完整的，拒绝观看，所以也是拒绝阐释的。我甚至推测他的写作和阅读经验完全无关。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变形记》算是他最好理解的作品了，最不可解的，是他那些断章残编，每一行都是深不见底的洞穴。

　　这部小说因为美女徐静蕾又时髦起来了，凭心而论，拍的很一般。一是姜文：拜托，他哪里像二十五岁的年轻男子嘛；二是对主题的把握似乎是有点问题。
　　
　　这部小说的结构像歌剧里的重唱：一个凄婉的女声在前景里咏叹着她毫无希望爱情，而背景里则是一个低沉的男低音不停的在歌唱死亡。这个陌生女人的关于她一生毫无希望的命运的叙说：开头，主题内容（小姑娘、少女、少妇）和结尾，不停被这样的句子打断：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我的儿子昨天夜里死了”/“我的儿子昨天死了——这也是你的儿子，亲爱的”/“我的孩子昨天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的孩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
　　
　　这个死亡主题，不单是她的儿子的死，也是她的死，文章一开头就说：“......可是如果你手里拿着这封信，那你就知道，是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诉说她的生活......”，死亡的基调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这两个声音，命运和死亡两个主题此起彼伏，纠结交错，构成一种无形的张力。这样一看，徐静蕾对原文的处理，就过于纤细，过于感伤了。
　　
　　这个陌生女人的一生情深意重：苦修士般的偏执的爱，只能面对屡屡被遗忘的命运；而这个男人的一生却云淡风轻：朝朝暮暮，来来往往，爱的投入忘的彻底。这一重一轻，在死亡面前殊途同归——男人虽然没死，但是和他极度相似的儿子死了，而他的过去却突然疑窦丛生。死亡彻底结束了他们或轻或重的生活，然而却并没使他们达成谅解。
　　
　　谁的生活值得一过？谁的生活更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谁站在上帝面前更加清白无辜？徐静蕾有一点把握的很好，她说：真正可怜的是这个男人，因为这一封来信，年过不惑的他，会突然对自己的一生产生怀疑。我觉得她说的很对。而这个女人得到的判决则更加残酷：他到最后也想不起她是谁，她因此便彻底不存在了。
　　
　　这确实是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里面也有现代意义上的卖点，比如徐静蕾说的：我爱你，和你无关。但重如“我爱你”、轻如“与你无关”，在现代社会，除了造就更多的怨妇，好像别无好处，毕竟，甩甩头大步的走开，是建立在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的基础之上的。这部小说有着欧洲文学史上罕见的含蓄之美、隐忍之美，和电影《情书》很类似啊。

　　昨天妙手巫婆说到茨威格作品丽的细节和心理描写问题，提起这个话头，顺手说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成名甚早，最早的翻译版本是郭沫若先生的，按气质来说，《神女》时期的郭沫若最该翻译此书，但是对于五四时期的汉语，我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个翻译本身有点不疼不痒，而原文Leiden要严重很多，有苦痛折磨煎熬的意思。

　　德国的中篇小说完全是舶来品，源头有二：一是卜伽丘的《十日谈》，一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并分为两种模式“事件小说”和“性格小说”，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就属于前者，《少年维特之烦恼》则是后者的代表。在“性格小说”里，细节特别是人物的心理描写，被提到核心地位。

　　就《少年维特之烦恼》来说，它的“书信体”形式，就特别符合刻画人物心理。除了无法避免的第三者叙述，几乎都是维特的书信，目的就是全面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维特的孤独，只能通过书信向远方的友人倾诉。这种手法在黑塞的《荒原狼》里演化成主人公哈里的“自述体”，在鲁迅手里成了“日记体”的《狂人日记》，后两种没了聆听者，只有自言自语，因此也走进更深的内心世界。到了卡夫卡，挖赛，连“我”都消失了，空荡荡的德语字母间，空无一人。（如果在现在，最大的可能性，是演化成“博客体”）

　　狂飚突进时代的德国文学，有几个核心词“自然”“自由”“激情”“爱”，而年轻的维特一个也没落下。对大自然的热切描写，基本上是古典文学的一个特征，现代读者很难耐心的读完，我自己最深的阅读体验就是《巴黎圣母院》里对巴黎这个城市连篇累牍的描写，看得人烦的要死。但是，从来没有为了描写而存在描写，欧洲古典传统里，景物描写，要么是物化的自我，要么是整个故事的大背景。环境和人物的疏离，陌生，甚至是对抗，大约是到了现代文学里才出现的表现手段。在《少年维特之烦恼》里大自然一定程度就是物化的绿蒂，它淳朴，自然，美好，安静又蕴蓄着极大的破坏力。法国理性主义的桎梏也是到了狂飚突进时代，才开始大刀阔斧的被扫除。每个青年人都激情的不得了，他们的口号是：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想爱就爱，哪怕这爱是毫无希望的。绿蒂完全是古典主义的美学理想，歌德这样的大师就爱造星，从今天的角度看，绿蒂自然有余，激情不足，而且情商偏低。当然这和我本人的美学理想有关。相比较下，维特则更敏感，更感伤，爱的更深，所以总的读下来，总有些失望，德国文学中的女性从来都是良家妇女，颇没意思的很，除了《荒原狼》里的奇女子赫尔米娜，这个以后再细说。

　　300年的数学谜题费尔马大定理已经被怀尔斯证明了，维特的苦痛、煎熬和折磨发生在深不见底，变化莫测的内心世界，从歌德，到黑塞，再到鲁迅，这种“烦恼”从来就没有被解决过，当然，也不存在被解决的可能性。

      歌德是个很成功的造型师.......他打造的主角，几乎全红了......

　　《茵梦湖》的中文版本差不多有二三十种，我看的是杨武能的译本，总有点不满意，特别是对诗歌翻译的处理，比如这一段：

　　此处山丘之旁，
　　风息静寂无声；
　　巨树低垂长臂，
　　姑娘安坐绿荫。
　　姑娘坐在草丛，
　　碧草吐放芳馨；
　　青蝇营营飞舞，
　　纱翼闪闪晶莹。
　　森林多么静穆，
　　姑娘多么聪颖；
　　棕发沐浴日光，
　　熠熠如同鎏金。

　　怎么读，怎么有二人转的味道。这当然涉及到翻译美学了，我主张同化：毕竟中文的韵脚和语感完全区别与德语。但是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因为钱春绮翻译的歌德，张玉书翻译的海涅，看上去都别别扭扭的。就算是很牛叉的查良铮先生，在著名的普希金抒情诗选译本里，也没办法完全忽视俄语的韵脚和语言习惯。再反过去看中文诗歌的外文译本，也是不堪入目——老生长谈的话题啦：翻译停止的地方，诗歌才开始生长。

　　关于德语诗歌的翻译，北岛曾和诗人王家新以及绿原等，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一是关于里尔克的《秋日》，二是关于策兰的《死亡赋格曲》。说句实话，我最喜欢北岛的译本，因为就中文来说，他的语言最美，张力最大，虽然他完全不懂德语，因此在用词和句子结构上和原文语言上出入很大。他是懂得里尔克的，这种懂得超越了语言，更多的根植于心灵的契合。我还就此写了篇论文，来和我的导师讨论，其间也涉及到杨武能先生的译本。周先生是杨武能先生的弟子，虽然他给了我很高的分数，但却基本不能同意的我意见。这本在我意料之中——学文科必须要放正心态：想要党同伐异，必定要走上邪道。你所要做的，就是生活，思索，辩论。

　　说远了说远了。我得承认，《茵梦湖》这个书名翻译的还真挺牛的，基本上把原文的精神气质全部体现出来了。德国的施笃姆和英国的奥斯汀一样，属于既不会情急，也不会用菜刀去杀人的那一类作家：门外是革命烈火动荡变革，他们却还四平八稳写些殷实的家庭，端庄的男女，精致的爱情，细微的伤感，有点像何其芳加上张恨水。这类作品都很好读，审美性很高，现实性一般。

　　选了《哦荒野，哦防备她》搞了一个学期。说实话，我都快烦死了。不过还好，所有的人都快被烦死了。

　　耶里内克无法翻译，就像鲁迅无法翻译一样。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只说它“语言的音乐性”。所以我挑了“音乐性”来研究。但是这个也太难了。一来奥地利德语和德国标准德语有区别。二来是她恃才放旷，喜欢穿凿成语、附会民谚、修改语境、偷换概念。光是看懂她光怪陆离的德语，眼珠子就已经要脱水了，更别说我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研究一个奥地利的女作家，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苍蝇叮粪的精神。

　　国内学术界对Peter Handke，Ingeborg Bachmann这些奥地利国宝级诗人作家的研究和译介，只堪用“丢人”二字来形容。Jelinek在奥地利是剑走偏锋的先锋批评家，一奖成名，万里之外地北京居然就堂皇地开了一个耶里内克研讨会。谈什么呢？当然是谈性描写。

　　我觉得性不是不能描写地东西，迄今为止，性描写不是过多而是太少，如果每个女作家都来描写性，那么所谓女性文学、下半身、美女作家，完全会更好看一点。耶里内克的《钢琴教师》写的让人气愤、气咽又气馁，里面的性描真是太脏了，不淫荡也不色情，就是污血和苍蝇那种肮脏，一点都不让人性冲动，而是想要呕吐。面对密密实实的困境，艾利卡既不能徐而图之，又无法一刀两断，所以她本能的、穷凶极恶的以性突围。但就是这样凄厉的哀嚎，居然也可以被学术界那么津津有味的欣赏、消费——真是一群老乌龟。

　　而法国根据小说改编出来的同名电影，就牛B多了，人家既没有大肆渲染性变态，也没有妖魔化师生恋姐弟恋，而是本本分分讲了一个事情，几乎和原著贴心贴肺。我连郁闷的劲头都没有了：到底是人家法国的文化胸襟大呢，还是我们美女作家的乳房大？

　　废话说了一箩筐，还是要写“音乐性”：首韵词，近音词，同根词变形，排比句型，重复——工作很细很小，几乎要把人磨死，而且国内的学术成果都集中在性描写，想抄袭一下都绝无可能。我个人觉得除了研究语言的音乐性，其他角度的研究都挺可疑的，比如我的一位同门在研究《哦荒野》到底是不是乡土小说，我听了暗吐舌头，好家伙，奥地利战后的乡土小说车载斗量，不管论点如何，想给出论据，都得看半车书。但是让我生气的是，昨天她开心的告诉我，她已经完成了。

　　昨天认识两个人，一个叫日波益西仁波切，是个藏传佛教的小活佛，另一个叫西昆法师，是中原佛教的小和尚。他俩的共同点是80年后，并且完全不是我们偏见里的宗教人士形象。

　　日波益西仁波切非常英俊，超越了美国肌肉男，欧洲情色男和韩国面瓜男，让我一见钟情。这个英俊的小活佛，穿着胸口印有英文字母的T恤衫和皮鞋，喜欢拍照，喜欢旅游，喜欢笑，还和别人打架，一个人打十几个，被打个半死，脑袋上有20多道伤疤。他还非常喜欢唱歌，他唱的《仓央嘉错情歌》既单纯又动人，让我沉迷。西昆法师也很有趣，他喜欢视频聊天，喜欢写博客，K张学友的歌K得特别好，他喜欢说“倒”“晕”“5555555”，还养了一只叫球球的小狗，是个可爱的小和尚。

　　三年前我去了一趟西藏，在扎什伦布寺遇到了一个小喇嘛，他不是什么小活佛，看级别就是负责洒扫的普通喇嘛。我曾经看了他一眼，他也曾在我的一眼里红了脸，低下头去微笑着。我知道，就算我再回到扎什伦布寺，却不可能再从黄衫红袍中认出他来了。可是我曾经爱过他。踏踏实实又绵绵不绝地爱着一个人，是件很重要地的事，哪怕他是个喇嘛。昨天听着波益西仁波切的《仓央嘉错情歌》，我突然明白了，那个小喇嘛也爱过我。通往神山的路上，他曾见过我、爱过我、又忘记了我，继续踏上他的朝圣之路。当然，这就和我毫不相干了，可是，我忍不住要这么想。

　　有一次参加一个奇怪的饭局，喝得差不多了，有人电话叫来一个朋友，此人是个居士。大家一听，立刻有了犯贱的理由，于是这个问：居士，要不要来杯啤酒；那个问：居士，要不要来盘小姐？这个问：居士，咱换个地方喝吧；那个问：居士，给咱来段金刚经，来，大家鼓掌欢迎！世界上贱人很多，想要以不贱应万贱，何其难也。鉴于我是女人，不合适跳出来搭救居士，所以就一言不发得看着那帮人调戏他。

　　关于宗教，我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我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我是持怀疑论者。尚爱兰在《永不原谅》的题记里这样说：世界将永不原谅我生活过的生活,我将永不原谅我生活过的世界。能这么NB、而且能一直这么NB的人，还是很少的。一般来说，人总希望和这个世界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但是我发觉，按照现在情况，再过三五年，这个世界肯定就超越我的理解范围了，那时候，我能指望谁呢？宗教吗？

　　人活着，难免不倒霉。不倒霉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但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倒霉频度过高，人生太过完整，那也怪烟波江上使人愁的。

　　最近一段时间，我就处于这样的状态里。首先，是我新浪信箱的密码丢失了，里面有我工作中大约100个联系方法，所以我很怂的去跟新浪要密码。要回密码的程序很复杂，我一反常态，耐着性子一步一步的填写好所需信息，大约花了我1个小时。接着又耐着性子等回复，等了三天。结果是新浪的什么自动回复系统给我的回信：“对不起，您提供的信息与原始信息不符”，接着告诉我，再试一遍。我又试了一遍，犹未遂。新浪把我玩儿够了，翩翩然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如想要回信箱，请把身份证复印件等等乱七八糟的，邮到北京宣武区还是斗文区。

　　我一琢磨，求人不如求己。所以从上个月中旬起，我每天上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密码，每天试10个，从没间断。可是到今天，我决定放弃了，因为我彻底绝望了，抓狂了，不相信自己能试出密码来。我输了，放弃，明天就复印身份证，寄给新浪去。

　　丢失了密码之后，我又开始失眠，原因是楼上的女孩穿木屐。木屐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叮叮又当当，出没在夜里，转眼将我惊醒，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使我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的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买一双软底拖鞋.....但是像我这样羞涩的文学女青年，连架都不会吵，所以只能舍命陪木屐，它不睡我就誓死不睡......

　　后来我想了一下，可以有效整合一下资源，既：陪木屐的时候，可以试密码嘛！但是试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发觉效果极其恶劣：想睡不能睡，密码打不开，木屐叮叮响......

　　更烦人的是，四毛最近似乎是更年期了，动不动就黑脸，我记得一星期之内，好像说了有50多个“对不起”。一个讲理的女人，并不能得到同等的待遇，这简直是一定的。我一直没有闹清楚这个事情，所以一直在鼓吹男女平等。这像是在一条正确的大路上，朝着错误一路狂奔。

　　倒霉的事情似乎还没有到头，今天，我闪了卫生间的灯泡，洗澡时被一个意外耽搁了30分钟，被热水烫了腿，给莉莉周装机子时把系统盘撅折了，莉莉周的台灯坏了，晚上我要出门，而她则约了一个陌生男人上门......稍等，这好像是她的倒霉事儿了吧......

　　有个一男人叫A，是我家四毛的宿友，虽已婚，但常在外泡妞。对于此事，四毛坚守三不原则：不批评，不鼓励，不参与。

　　A君每每泡妞归来，都举欣欣然有喜色，无法抑止心中倾诉的热望，因此，不管愿意不愿意，四毛对A的一年多来的风流韵事，知道的总有十之七八。渐渐地，A夫人电话查岗时，四毛也就敷衍敷衍，A夫人实地检查时，A和其情人幽会的出租房，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四毛和我的姘所。

　　对于这件事，我总觉得不对头。我问四毛，你觉得你的三不原则贯彻的如何?他想想说：不错。我说：虽没有主观故意，但是你在客观上，方便了A君之事。你觉得你有罪吗？他想了想，说：没有。

　　我觉得四毛有罪，但是我不能审判他，因为我不是上帝，但我认为可以谴责他，因为我是他老婆。但也正因为这个身份，使我的谴责带上了莫须有的功利色彩。四毛说：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心里有数。我百口莫辩。我跟他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你有罪，因为你和一个犯了奸淫罪的人分享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像一道隐秘的契约，把你和他拴在一起，使你丧失了你的清白。

　　四毛说：你说的太严重了，他有自由，我也有原则，我不需要说服他，按照我的方式生活，也不会被他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我说：你难道没有帮他圆谎，没有帮他遮丑，帮他擦屁股？这都是你自愿的？
　　四毛：...... 如果是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我说： 我会一开始就摆明（不一定非是说明）态度：1，你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2，自己的问题请自己解决；3，如果不能说真话，至少请别让我说假话。
　　四毛：你的意见都是对的，但是没什么操作性。

　　希区科克拍过一部电影叫 i confess ，剧情如下：一位神父在做告解时得知，对面告解室里的人是一名杀人犯。按照规定，他不能泄漏告解内容。因此直至自己被错认做杀人犯收审入狱，这个神父也始终忠于上帝的教诲，一直守口如瓶。希区科克是一位主旋律导演，所以他让凶手在最后一刻自己暴露了：神父既没有违反教义，坏人还受到了惩罚。我觉得这个结尾非常阳痿，按照我的意思，直接把这个神父抓去绞刑才是正事。而且我要这么安排：正当他在绞架上翻然悔悟，决心说出真相时，我立刻一个手势，把他结果掉，让他挂在干枯的绞架上，怀揣着那个罪恶的秘密见他的上帝去。

　　Peter Handke说：大城市是疼痛中心。
　　我很为这句话倾倒。

　　想要在大城市生存，需要特别粗大而强健的神经。
　　城市是文明发展以来，最荒谬的产物。城市里没有什么是有生命的，一切都是“物”。
　　鸟是被囚禁的，狗是被豢养的，植物是被修剪的，人是被摧残的。
　　时尚是被引导的，品味是被培养的，气质是被打造的，格调是流水线生产的。

　　有没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这么毫无尊严的生活过。有没有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在经历过一切之后，仍能不厌恶自己。

　　楼越盖越高，水泥、楼梯、地板、地毯，在经历这一切之后，人所得到的，不过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活着，离大地越来越远，离泥土越来越远，离那些植物和动物越来越远。

　　为什么我离幸福越来越远。

　　摩天大楼越来越多，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像是暴徒的盛宴，邪恶的狂欢。你告诉我，你有多么藏污纳垢，你告诉我，你有多么狼狈为奸，你告诉我，我要怎样和你纸醉金迷声色犬马？

　　本来不是这样的，你一定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甚至在公主王子之前，在茹毛饮血之前，天空下满是苍莽的群山，高远，深沉，静默，并饱含荒莽的原始蛮力。

　　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呢？最经典的解释，是出于羞耻感。这个回答的糟糕之处在于：有什么好羞耻的？如果是因为男女在身体构造上的不同，那也太牵强了——有一半人和你不同，但也有另一半人和你相同！如果不同是羞耻感的来源，那么最该遮起来的，是你的脸。

　　我们依靠脸来区别这个人和那个人，这足以说明，脸和脸到底有多么不同——可是没人想要把脸遮起来。相反的，人人都急于把这“不同”公之于众，要在报纸、电视和网络上“露脸”。类似的意思，在杨绛的一篇叫《隐身衣》的小文里也谈过。她说：世人都想得到一件叫隐身衣的仙家宝贝，可是呢，其实人人天生都有一件隐身衣，名叫卑微。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是这个意思了。世人想要的，不过是拼了命脱掉“卑微”这件隐身衣，好让人家看见自己。

　　台湾有个年轻人，很崇拜李敖，所以也穿了红夹克，戴着黑边眼镜，模仿李敖演说的口音和气质，背了很多书。有一个缺心眼的娱乐节目，在某期节目里，一同请来真李敖和这位假李敖。尽管这位李鬼不过是出于敬意，并无什么恶意模仿，可是李敖大师，从始至终都表情僵硬，甚至不愿意和他哪怕只握一下手。类似的例子，是关于双胞胎的。据说绝大部分的双胞胎在内心深处，都极端厌恶自己的孪生兄妹，厌恶他/她和自己同样的装束，同样的神情，甚至是同样的脸！那些在外人看来颇具乐趣的“搞错”事件，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灵魂深处的伤害。伤害了什么呢？对于李敖，对于双胞胎，对于结构相同功能相近的人类来说，无非是伤害了对“我独一无二”这个热切假想。从这个假命题出发，可以推出一串光怪陆离的推论，比如：人生具有某种意义、天将降大任于某人、个人奋斗或者是性格决定命运之类的屁话。但是，如果像小史所说，除了是一场毫无方向性、热烈又空洞的布朗运动，人生根本毫无意义，所有的行为和语言，所有的智慧和才情，所有的开始和结束，一切都是不断的重复和消耗，一个无底又滑稽的蛇阱，那么，又有多少人真能对此安之若素呢？

　　有个朋友有一个很简洁的签名：在写。这大约是在说：在活着。布朗在《生与死的对抗》中说，艺术创造来源于对死亡的恐惧，人类用艺术修筑掩体来对抗死亡，退一万步讲，至少也企望在死亡的边缘遗留下生的铁证。

　　又一个春天来了，花开了，鸟叫了，虫子也苏醒了，节节拔高的不只是树木，还有烟波浩淼的摩天大楼。人类终究会被自己对高远的热切渴求毁掉，站得越高，看得越远，就会越早知道：其实我，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