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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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2007年06月20日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简单。一是钱,一是枪。
想想看,什么时候,不用说话,你就能迅速、强悍、准确无误的表达自己?第一,是用手拍出结结实实的美元;另一种,是用枪结结实实的顶着一个人的头。它们都直达目的,没有曲线。财富和暴力的力量,就是简单和直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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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
2007年06月20日
今天我写写“吊诡”这件事。
昨天我在公司上班,偶然一抬头,发觉头顶正上方有一块天花板,似乎摇摇欲坠,而且和紧邻的另一块天花板之间,透进很强的光。我有点恍惚,过了一会,冷静地给行政打了个电话:你好,我是清韵,我头顶的天花板要掉下来了。行政也恍惚了一下,然后冷静地说:不可能。于是我们互相挂了电话,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行政估计恍惚的不行了,跑过来看天花板。她抬头一看,惊异的质问我:为什么有光?我说:天花板得修一下,否则漏雨。行政继续惊异的质问我:楼上是另一家公司的地板,怎么可能漏雨?我无言以对。
行政和同事们惊异了一阵子,就各自散了。我抬头看看,又继续工作。我觉得有一把椅子,正“轰隆”一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跌在我的办公桌上。尘埃落定,我发觉椅子上还有一个中年胖子,灰头土脸的而且手里还握着一只鼠标,被击穿的那块天花板像个游泳圈似的,卡在他的大肚子上。他气愤地质问我:我怎么掉下来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是个迷信故事。五一的时候,我和我姐给我妈买了一只玉手镯,好几千元,卖家就搭了一只翡翠戒指给我。戒指上是一只蝙蝠,在封建迷信里,蝙蝠的“蝠”等于“福”。我本来不带饰品,连结婚戒指都戴丢了,为了哄老太太开心,就戴上了。接着,从上个星期开始,左手渐渐开始发麻,先是带着蝙蝠戒指的无名指,后来邻居小指,到现在,整条胳膊不能打弯,完全不能用左手接电话。自然下垂倒是没事。我在犹豫要不要把戒指摘掉。
最后一件,是关于男人。这个我要讲的香艳一点。
昨天临晨4点01分,有一个男人给我打电话。此人我认识了快7年,互相认识因为我看过他的小说,赞多骂少。他以前写小说,最近几年完全不写了,所以他在半夜4点给我打电话,肯定不是要谈小说;不谈小说,许是借钱,但借钱不必半夜,那肯定是要谈爱情了。我可以列举一系列爱情发生说,但是没有一种,会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发生——就比如我种果树,是要收果子,而不是种树。我之所以用比喻,是因为我是个好人,害怕说狠话。
这个故事讲得一点都不香艳,但我还得把它讲完。半夜电话响了,我看了一下名字,直接关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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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故事
2007年06月20日
我住的房间,有一扇朝北的窗子。窗下是一大块草坪,草坪再远,是蓬松的女贞树,白色的小花还没开尽。然后是亭亭的槭树,最后是一排法国梧桐,因为没有修剪过,这些梧桐长的很高大。梧桐以远,就是天空。因为北面没有高层建筑。
我有时下雨,有时天晴,常沉迷于此处是别处、此时是何时的想象,会想象梧桐更远,是更多的梧桐,或者椴木,或者橡树,或者杉树,或者是苍茫的森林,无边无际。我想象有一个朋友是植物学家。此人像树一样挺拔、安静、蓬勃。藤萝轻依在他脚边,小鸟从半空里呼啦一声停在他肩头,一到下雨天,身周就出现一团湿漉漉的绿雾。这个朋友,每年都离开城市,去北方,又回来。整个冬天他都坐在桌子前,画出一棵又一棵树。上色,停干,标上木字旁的汉字,贴上标签,然后仔仔细细捆扎好,推进书架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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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后来
2007年06月20日
你总会遇到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就是那一个人。事实上,他很快就离开了,像浅浅的雪地上半个隐约的脚印。后来雪化了,就都消失了。
但后来过去后,还有后来。在后来的后来,你说他又回来了,永远都不会离开。你说永远的时候,指的就是永远。永是永远的永,远是永远的远。
你说:永——远——
你看起来像在吹泡泡,但并没有五光十色的泡泡从你嘴里冒出来,像一条鱼那样。而关于鱼,你又知道什么呢。那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鱼。它们云一样漂浮在水里,随水漂流,从一个暗礁漂向另一处暗礁,或者在鱼缸里,悄无声息的突围或者等死。
我想说的并不是鱼。我对鱼知之甚少。十天之前,我才第一次看到大海。大海非常大,又有很多水。事实上,大海里全是水。冬天的海并不封冻,风从大陆吹来,把鱼的消息吹向更远。天空很阴霾,正是我喜欢的调调。我想我并不喜欢碧海蓝天,脑满肠肥没心没肺的样子。谁知道呢,我并没见过碧海蓝天。当然我看到了很多鱼。但那不是南海的鱼。它们被福尔马林浸透了,被塞进一个透明的瓶子里。我想我是被吓着了。那些完全没有色彩的鱼,真是恐怖。
真正的鱼,你说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得见。是的我看见过。我想起来那扇朝北的窗子,我把钥匙扔下去,或者是一幅手套,或者是一把雨伞。我的同屋是个不快乐的女生,下班后她经常去一个小影碟店看电影,引起了老板娘的醋意。后来她落寞的回到我们的屋子。她说:我要辞职,我要考研。就是在那扇窗子前,我们互相扔钥匙或者雨伞或者随便什么。扔上扔下,扔下扔上。后来的后来,那扇窗子也不见了。窗子外天空里的鱼,也消失了。
关于鱼,我确实一无所知。我想说的并不是鱼。我为什么一直在说鱼呢?我想说的是,我确实想起了一切。一种口音,一个地方的天气预报,广播里一段偏僻的新闻,一个旅游者嘴里偏僻的地名,一场没头没脑的大雨,或者就是一个梦。那不是一个关于鱼的梦。
我想说的是:你遇见那个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们会有故事或这个故事会奇怪的结束。他可能是个才子,也可能是个流氓。但这并不重要,没什么是重要的。你们像风吹过风,像水抚过水。后来的后来,我们就像一幅风怀念另一幅风,像一段水怀念另一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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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
2007年06月20日
真不敢相信,在这个冬日的早晨,我滞留在重庆江北机场。24个小时之后,有一个德国经贸团将要降落在西安,他们像群白痴一样需要人接机、找行李、住酒店或者找女人。而我这个会议翻译,居然搁浅在1500公里之外。我不想给崔姐打电话,她尖利的叫喊并不能让那些雾散去,她所能做的,就是让我更烦躁。
候机大厅太拥挤了,我右手边的一对像是要回家看父母,身后的一个年轻女孩像是要离家出走,她身上至少有500种颜色;而左边则是一个在禁烟场所抽烟的男人。这个男人对我说:嗨。我说:嗨。来回来去的翻完手头的所有报纸后,他又说:你觉得雾会散吗?我扭过头,尽量礼貌的说:你注意到没有,这里是禁烟区。有时候,我觉得粗鲁是我的本能,如果大街上没有警察,远处没有监狱,我会仅仅因为一语不合,就拿枪打爆随便谁的头。
他看了看我,轻轻把烟掐了。
公共场合行为准则,并不是我真正关心的。我只关心机场广播,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任何一条好消息,没有起飞时间,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机场宾馆。什么都没有。你所能做的就是边等待边烦躁,在烦躁中继续等待,在等待中不停烦躁,直到一个温柔的女声千娇百媚的在每一个扬声器里告诉你:江北机场因大雾不散,暂时关闭。
机场决定用大巴将我们送回市区。电话里崔姐非常激动,质问我1为什么不去坐火车2为什么不把资料复印件立刻寄回去3为什么要去重庆,还没等到4她就愤怒的挂了电话。崔姐是个好人,我很爱她。所以我完全理解她。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还不在上海,她和我都会非常麻烦。最快的火车38小时,最快的速递24小时,另找一个一夜之间搞定五十页会议资料的翻译可能性是0。
大巴缓慢的行驶在白雾茫茫之中。传说中的重庆充满魅力。可我在这里三天,第一天是浓雾,第二天浓雾,最后一天,还是大雾。我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肯定是疯了。
机场的人把我安排在一个叫太平洋的酒店。可那里又湿又冷,像是北冰洋。我放好行李,卷起提包,一头栽进酒店顶部狭小旋转餐厅里。可是连服务生端上来的所谓热果汁,也像是来自的南极。我在想着要不要发飙,就在这时,我发现机场里那个陌生男人就在我斜对面。他又嗨了一声。“你也在这里”,我说——其实我想说的是 “嗨”。他微笑着说是的我也在这里。
两个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能做些什么呢?无非是用陌生的口气,谈些共同的话题。他很健谈,但话并不多。他说他住在深圳,在这里出差。“这雾要是永远不散,那我就永远也不用回去了。”他自说自划的想象着,看起来得意洋洋的。“但你看起来很紧张。”他微笑着看着我。我是很紧张,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并不想和一个机场认识的陌生人谈起这些。我说我来旅游。嗯,重庆很好,是个旅游的好地方——但我无论如何记不起任何一处旅游景点的名称,天知道,这三天我哪里也没去,窝在酒店里至少看了100部烂片。
我搜肠刮肚难以为继,一阵沉默后,那个陌生男人突然说:“你最好抽根烟,放松一下。”我愣了愣,迅速回答:“谢谢,不会。”话音未落,烟已经递过来了。我说:“我说了我不会。”他停了停,笑笑说:“你太紧张了。”
突然之间这让我感觉很糟。我扭过头瞪着他。怎么搞的,我有什么问题吗——我裙子太短了吗?还是我在舔嘴唇?难道在一个莫名其妙的酒店,随便什么男人,就可以上来给我递上一只破烂香烟,告诉我其实我活得像一张随时要放箭的弓或一只紧握的拳头,然后邀请我在随便什么肮脏的小旅馆男欢女爱一夜?不,多谢了,不需要。
我扭过头瞪着这个陌生人,挑衅似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也看着我,有点意外的说:“没,没有。”我一字一顿的继续问:“那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突然笑了,回答说:“对。”
在我决心起身离去之前,他突然问我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我说看过。他说:多奇怪啊,一个奇怪的名字,为什么是重庆森林,而不是上海森林或者驻马店森林呢?
我们都笑了。是的,他正是这样一个的男人,灵敏,却并不过于敏感,能宽容一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坏脾气。我们就这么在狭小的餐厅里坐了一会,然后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这雾一时半会是散不了。
我们走出酒店,一脚踏进浓雾弥漫的街道上。在这雾气蒸腾里,我、他和这个城市,突然间都面目模糊起来。没有线条,没有颜色,没有艰涩的棱角,没有来路,也没有出口,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有的只是一些细琐的声响。街道上人影寥落。
我们有一阵子就那么走着,没什么要说的。后来他问我: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目光灼灼,在雾气里忽远忽近,有点恍惚。突然,远处传来深沉的汽笛声。我们一定走到了什么河口,有某条船正要驶进或者驶出码头。我们都下意识的回头看,但是除了层层叠叠的大雾,远处什么也没有。我说我给你讲个笑话怎么样。
他高扬起眉毛假装大吃一惊:你会讲笑话?你这么紧张的人。我告诉他他是个笨蛋,所有伟大的滑稽家,其实都是紧张症患者。他们的幽默感,都要归功于这无法稀释的紧张症。他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他说你开始讲吧我不打断你。这并不困难,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种很有用的才能,那就是:不论讲什么样的故事,最后,我都会把它讲成一个很大的笑话。
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个滑稽的女人——当然,还有一个男人,他们是幸福的一对。这个女人之所以滑稽,是因为她虽然高度近视,但总拒绝戴眼镜。所以在她眼里,世界有种视而不见的美好,一盆普通的茉莉花,在她眼里,是漫天遍野的一大片花海;阳光下最朴素的花布窗帘,在她看来都闪耀着温暖的金光;走在夏夜清凉的街道上,每一盏路灯都像一大朵毛茸茸的蒲公英,散发着橙黄的光芒。渐渐的,故事的男主人公发现,她描绘给他的世界完全不对头。他这才发觉她原来是个超级近视眼。他并没有因此而苦恼,相反的,他大喜过望,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在她眼皮子底下和另外一个女人来往。这很复杂,我无法解释。或者他只是好奇,想知道她到底有多近视,还是根本就已经完全瞎掉了。
但是你知道,一个正常的女人,从不用眼睛来看。她在第一时间感觉到,并在最后一刻证实了。所以她终于说服自己带上眼镜,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发现茉莉不过只是栽在盆子里,窗帘不过是五块钱一米,而那些街道上的路灯,经常被不知好歹的孩子打碎,而且它们自身并不发光,那些光芒不过是来自电流。而电流,是需要买的,叫做电费。
“然后呢?”他问。我继续说:“然后——”我左右看看“——我们是不是迷路了?”浓雾弥漫,人声渐远,连先前偶然擦肩而过的行人,现在也一个都不见了。我们走的太远了。他四处看看,突然开心的大叫:“哈!我们迷路啦!”我说:“你呆在这,我去问问人。他连忙阻止我:“不着急,先讲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有结尾,哪怕是一个笑话。所以她在他面前,虽然仍旧不带眼镜。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戴上厚大的眼镜,走下楼梯,坐上公交车,去了那家敞亮的书店,那个女子是那里的职员,她微笑着给每个买书的顾客结帐、盖章、包装好并递给他们。她觉得她不错。
在图书大厅里,她打电话对他说:我们再见怎么样。他停了好久,问为什么。接着他又问:你在哪?她说:我在马达加斯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那时,阳光正沿着图书大厅巨大的玻璃门窗洒进来,有种脱胎换骨的气氛。她站起身来,决心意气风发的走出去。但就在她觉得将要跨进阳光的那一刻,突然,她结结实实的一头撞在透亮的玻璃门上,接着整片厚玻璃就在她脸上哗啦啦的破碎了。她头晕目眩,温热的血液顺着额头不停的涌下来,眼前一片片的红雾越来越粘稠,抹都抹不开。一个小保安赶过来,他吓懵了,张皇失措的摇着她的手臂不停的问:没事吧你没事吧。但她只是站在哪里,既没有跌倒,也没有哭泣,只是用手堵住汩汩涌出的鲜血。她不知道要说什么。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有这么多血可以流。呆若木鸡的傻站了好大一会儿,她满头鲜血的问保安:这个——她指指门——我得赔多少钱?
“太搞笑了”我笑起来,“她居然问自己需要陪多少钱!”
他没笑。空荡荡的笑声独自欢响。这太扫兴了。没幽默感的男人都该拖出去毙了。讲出来了。它成了一个笑话了。我累得要死。我太累了。我要睡觉。“回去吧。”他突然说。
于是我们穿过浓浓的雾气转身向回走。但重庆是这么一个城市:如果你在一个路口走失,那你就永远走失了。你永远找不到最初走失的那条路。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一个路口把自己丢失的。
他静悄悄的走在我身后,脚步轻响。我想我们真的是迷路了。我建议不如打车回去。虽然我知道酒店就在不远处,它虽然小但有床,可以让人舒舒服服的睡一觉,现在我只需要这个。我站在街边,等着随便来个什么破车,在大雾中把我们撞回酒店去。但是,并没有车过来,四周静悄悄的。我似乎能听见他的心跳声。他没有说话。他一直都没有说话。我不确定,是希望他说点什么,还是这样就好。在生命的漂流里,总有那么个人,有着岸的面目,可最后我们彼此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随波逐流的舢板,既无法靠岸,也无法让别人的停靠。哪怕雾这么浓,哪怕坚硬的生活似乎远在天边。大雾远远不够,还需要烈酒,需要自欺、需要欺人、需要天灾人祸、需要世界末日、需要行星撞地球,需要宇宙大爆炸,才能把我们逼的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我们才会彼此问候,彼此抚慰,我们才有勇气,询问每一个陌生故事的结局,关心每一个陌生人的来历。可没有。我们知道天高水远,知道萍水相逢,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出口,不知道别人的入口。我们像两扇玻璃窗,就算相对到沧海桑田,也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自己破碎。
航空公司通知我赶回机场时,我睡着了肯定好一会儿了。挣扎着看了看表,凌晨三点半。我从床上弹起来,一秒钟穿好衣服,拎起没打开的行李,飞奔到电梯口。电梯上来了,3楼,4楼,好了到了。电梯门打开,我连人带行李跌进电梯。一切很好,飞机在机场,出租车在门外,他在他的房间里,我在我的衣服里。什么也没有。这样很好。大雾终将散去,航班各就各位。
夜班司机在曲折的街道上蜿蜒前进。夜很黑,但雾却稀薄了一点。传说中的重庆终于在冬夜下显露出来。有一条大河蒸汽腾腾的一路朝东。薄雾中无数蜿蜒的街道在尽头舒展开来,而每一个转弯背后,都是另一番景象,也许是一幢冲天大厦,也许是半弯黝黑的山坡,又或者是另一个巨大的转弯。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迎面而来转弯之后,有什么在等着你。重庆就像一座森林,每一棵大树都是一棵灯光闪烁、人影摇曳的楼宇,花开不知花落,花落不知花开。同样谁也不知道,大雾散尽,城市会不会露出峥嵘的面目,一切臆想中的脉脉温情,是不是都适宜在层层遮蔽下滋长。在重庆这座森林里,一个人会迷路,两个人会走失。
出租车司机是个开朗的本地人,他怕我睡着,或者怕自己睡着,不停的和我聊天。他问我是来重庆旅游吗,在这里认识什么人吗,为什么一个人来以及会不会再来。这一觉睡得很好,人也彻底放松下来,我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像一对多年的老友,聊着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这座城市里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向远处的浮光掠影处一路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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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
2007年06月20日
逃学,逃学,逃学。今天我逃学回家了。我上课总是问学生们:你们为什么不逃学?你们为什么不逃学,你们为什么不逃学?不逃学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是个爱逃学的学生,也是个爱逃学的老师。每次坐校车去上课,我都幻想车坏了,司机发疯了,龙卷风把路刮断了,或者外星人把我们的这车人全打劫了。随便什么都行。可惜,什么都没有。每一次,校车都平安准时的把我送到学生们面前。今天逃学是因为嗓子哑了,不能说话。我终于停下来了。有时站在大街上,我突然有着不可遏制的装聋作哑的冲动。比如啊啊啊啊着用手比划着,或者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虚空中的一点。最好是哑掉了。安静。我经常被自己吵的心烦。
那就说说安静。我看过两部安静的电影,一个金基德的《空房间》,一是陈英雄的《青木瓜之香》。它们的共同点,是角色都不讲话,不同点是《青木瓜》喜悦,《空房间》愤懑;《青木瓜》温凉,《空房间》温热;《青木瓜》是禅宗的安静,是堕落之前、开悟以后的大平静;而《空房间》是执拗的沉默,是愤懑的对抗,所以《青木瓜》里所有人都很少说话,而《空房间》只有男女主角不说话,而其他人都喋喋不休;《青木瓜》没有人声,但却充满大自然的声音,风过树叶雨打芭蕉,连清雾缭绕,似乎都有蜿蜒的音调,而《空房间》虽无人声,但却车水马龙兵荒马乱,有着一切的喧嚣;《青木瓜》里角色们的安静带给人安静,而《空房间》里一对男女的安静,却让人感到压抑;《青木瓜》是同质,人和周遭浑然一体,像是一段溪水和另一段溪水;而《空房间》是异质,人和周遭的格格不入,好像一柄铮铮的钢锯和一段锵锵的人骨;《青木瓜》是有嘴不言,无可说,不必说;《空房间》是打死我都不说,但不说却正是为了说。
这么比较毫无意义。因为陈和金的理想不同,动用的元素自然不同。这两部电影我都很喜欢。有趣的是,这两部电影共同使用了佛教素材。《青木瓜》里面有一幅佛的头像,而《空房间》使用了佛教的背景音乐——是不是最终的大平静,只有在宗教里才能获得;是不是在这话多的一生里,只有在沉默中才能不走失;是不是只有遏制住说话,才能遏制住欲望。我们开口,我们堕落。
《青木瓜》里是没有出口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樊笼,不管经历什么苦痛,“人”始终是自然而完满的;而《空房间》里,是有出口的,他消失了音,又消失了形,完全没有重量了。这也反证了樊笼的存在。他只有用存在对抗存在,用空来对抗空。生命对他来说,就是一座空房间,他通过充满它来完成它;同时这一场生命,就是一间无法充满的、空空如也的房间,所以他又把自己掏空,来完成自己。她是什么呢?她是作者的小说、是小说的作者,她是梦,也是做梦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能感觉他、捕捉他、让他永远住在她原本空空如也的房间里。当她和他站在称上时,一点重量都没有,这就是出口,他们终于和这个世界一点作用力都没有了。当然,这不过是幻觉罢了。他其实是死了。
金基德是这样一个人,他厌恶着,因为他深爱着;正因为爱着,所以他又深深的厌恶着。陈英雄是在空中俯瞰人世,人间的爱恨虽然触动着他,但最终不过是袖底的一段烟云罢了。而金基德更像是自愿跌入红尘,颠沛流离誓不成佛。我更喜欢他,很大一部分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他不做一个翩然的导师,而更在愿意生之锁链上,做一个沉默的攀爬者。
想想看,人不过也是游荡在每一个空房之间的沉默者罢了,不是每个人都能遇见她,永远住在她的房间里;又或者我们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空房间罢了,有些房间,一生都空着。所以,挥挥手吧,它们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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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喜
2007年06月20日
昨夜做梦,梦见蒋遥生了,生了个儿子叫称陈皘。但蒋公姓马,徐公才姓陈——真是牛头遇不见马嘴。醒来不多久,蒋公就电话我,说蒋遥生了,7斤半的大胖儿子,54厘米长。蒋遥的身板和我差不多,宽骨盆大屁股,在旧社会,属于被恶少凌辱只一次就能生一窝的大丫鬟。不久前她腆着丰硕的肚子在阳光下招摇,有个白净小伙无比好奇的问她:姐姐,这是几个月的?
在84中的操场上,蒋遥曾帮我寻找过丢失的车钥匙,那好像就在昨天,可它却是在13年前。13年前,我们俩穿着难看的校服,在滔滔大雨里骑着发了疯的自行车;写过同题作文发在同一版上;甚至我们喜欢的男生,也是一对好兄弟——其实我一直瞒着她,她暗恋的那个男生,才是我真正喜欢的。她去北京上大学时,我留在西安。她的初恋是个网友,没语音过,没电话过,没视频过,没见面过——她根本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已婚未婚,是人还是鬼,她还为他喝过酒,喝醉过,喝伤过。而我那时洁身自好滴酒不沾,扭捏着不肯说爱也不肯做爱。所以老郑就走了,再没回来过。好像就在昨天。后来我无数次的想:老郑,你当初为什么不强奸我。
你看看,青春都是搞笑的。
我奇怪她的肚子怎么能藏下一个人。她在我面前从容的换衣服,肚子那么大,像是吞了一个篮球。这怎么可能,做爱做出人命了。她子宫前倾,很容易怀孕,如果愿意,她可以生很多。我也要去查查我的子宫,看它够不够宽敞,可以睡下一个54厘米7.5斤的孩子。她给我看B超图片,说它在这里——除了一团糊涂,我什么也看不到。她说它在吸手指,这样它出世之后自然会吮吸乳房。我假装专心致志兴高采烈。她为什么要开心呢——就像果树结出的第一粒果子?它身上携带着你的全部基因全部秘密?还是知道自己死后,你的血脉将继续传延永不消散?
昨天你还和我的校园里下,背诵语文课本里的《春江花月夜》。你还和我,逃学到红专路旁阴暗的小书店,在那里买下的书现在还站在我的书架上,你看,《生与死的对抗》,《新月集》,还有我后来将要翻译的卡夫卡。我喜欢《新月集》,昨天还不,可现在喜欢。你儿子长大一点,我就要给他朗诵《新月集》。在我敞亮的阳台上,在金色的午后,用明亮的声音,朗诵《新月集》。
你可以孜孜不倦的爱一个人,又深又久。13年前我们在小寨遇到的那个年轻警察,我早就忘记了,可你还记得。结婚后你说起过他,甚至还记得那一天的树叶和街上的歌曲。恍如隔世。真是恍如隔世。我的热力在几周内就能焚尽,连渣子都不会留下,而你是与生俱来的坚韧而又持久。那时我们多年轻。我想穿上小腿后有一条黑线的丝袜和高跟鞋,尖尖的走在大街上。你看我的理想多有野妓风骨。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很少提起。我只记得你横平竖直的语文作业,还有窗外那些乱糟糟的鸟叫。你爸妈习惯了我去蹭饭,我记得你家低矮的茶几和宽幅的蒲扇。现在你住着28楼160平米的豪宅,左邻右舍都是国家干部,书架上满是人力资源或者优生优育的杂志。你理应遇到这世俗的欢乐。也许我心藏大恶,但子宫肯定是无辜的。可我至今对于它的确切位置、大小、容积、构造、膨胀系数及附加功能,都一无所知。
13年前认识你时,你还是一个小姑娘,害羞又内向。你瞪大了黑溜溜的葡萄粒儿眼睛对我说:上体育课必须穿球鞋!而现在的你,就那么坦荡的对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小伙子说:马上就要生了,你可以摸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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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夏天
2007年06月20日
那年夏天跑了一趟上海,草草发兵,草草收场。那时全国都在闹非典,上海倒是水静鹅飞。有个网友这么写到上海:"我想起了霞光万道的张爱玲,风头正健的上海宝贝,还有那个忽然万籁俱寂了的安妮"。上海城里住了很多女人,其中包括了我少年时期的好友。火车到站时,她一件低V领衬衫一头黄发,在站台上乱七八糟的太阳光里显得风华绝代。
晚上吃老上海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吃饱,就记得我随口说了句黄酒不错,结果他们要了来巨大一瓶“和酒”,桌上一个不认识的警察频频相敬,警民关系从餐厅搞到酒吧,喝到最后他不成了,我也像失修的高压水龙头,每次开口,都会担心阀门跑水,会喷到小朋友和花花草草。非常离奇,在上海的大街上很难看到警察,但每次喝酒,就肯定有不同的警察作陪,有些是户籍警,有些是交通警,有些有证件,有些没证件,有次一个人说自己是卧底,当时他身穿警服,所有人就笑翻了。
在上海只顾喝酒和睡觉了,东边天亮早,上午7点阳光就噼里啪啦地砸人脑门上了。有时喝的乱糟糟的时候会觉得怪异,我这是来上海了?有时在公车上睡的前仰后合死去活来,醒来时就过站了。跳下车,愣几分钟,然后找片树荫,松松凉鞋,松松喉咙,就那么坐着,头顶骄阳似火,街上车来车往,看着看着就又瞌睡欲死。什么霞光万道的张爱玲,风头正健的上海宝贝,万籁俱寂的安妮。老百姓的生活,哪里都一样。
外滩也去了,轮渡也坐了。我不是许文强,看不到浪奔浪涌淘英雄;我不是美人,看不到钻石和王老五;我不是读书人,看不到金钱人性。我和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女人在船头吹风,她说:你该写本书。我不喜欢读书太多的女人,我跟她们都合不大来,就像我和美女都合不来一样。我曾经在爬华山的时候认识一个广东女子,皮肤棕黑,风趣矫健,登顶看日出时非常文静,看人时像个讲道理的女土匪。那时我十八岁,觉得那就是二十五岁时的我。可二十五岁时,我坐在黄浦江的轮渡上,一副愁肠百转半死不活的德性。
读了很多书的女人,总喜欢其他女人都把她当朋友,美女则乐于其他女人都把她当敌人。所以我和她们都合不大来。但在上海,前几天我和美女泡吧喝酒看男人,后几天和才女买书聊天看星星。非常搞笑,美女喜欢在外滩对月长吁发笑死人的感慨,才女则陷在南京路买笑死人的鞋子。
东方明珠塔很像艾菲尔铁塔,但我也没什么根据说它抄袭别人。这种城市标志的玩意儿注定要遗臭万年。莫泊桑总喜欢上艾菲尔铁塔上吃饭,他忿忿地说:这是巴黎唯一看不见这座破塔的地方!我喜欢没什么标志的城市,西安有钟楼,北京有天安门,上海有明珠塔,这些城市基本上就废掉了,具体原因,罗兰巴特写了很长一篇东西来论证,大概和符号学解构学有关,他的论据我没看,但很赞同他的结论。其实这些都是我现在坐在这里想到的。当是时,明珠塔宛如伊人,月色灯影里在水一方,我仔细看了又看,觉得他们说的没错,这大家伙真的很像男人的小弟弟。
很早以前有部电视剧叫《侠胆雄狮》,主人公是个人身狮面的家伙,当年把我迷的七荤八素,他最威风的时候是扒在地铁顶端飞驰着去救他的女人。在上海的地铁里,很难让人想象有个如狮子般凶猛迅捷的男人在顶端------其实这也是我坐在这里想到的,当时我坐着地铁,从虹口到闵行去赶一个饭局,车厢里拥挤粘热,饭局居然定在一个川菜馆,居然是为一对小男女饯行,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郎才女貌一对璧人。这是我在上海接触过的第三个女人,玲珑身材,细眉白脸,一说话就赠送微笑,一路拉着小老公的手。席间大家对着店家赠送的一大瓶可乐逗趣,说喝可乐影响性功能,于是她不但自己不喝,还暗地里掐他小老公的手,也不许他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