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镇

　　1．Hans H?ller关于巴赫曼研究最大的疑点，是巴赫曼在多大程度上，把小说创作当作自己的传记在书写。他详尽的描述了她一生中的每一个悲剧，并试图将其作品嵌入这些悲剧当中，成为某个言简意赅的注脚——或者刚好相反。几乎所有女性文学研究，最后都会陷入这样的质疑当中。女性对自身悲剧的挖掘深度，使得其作品一旦脱离了其个人史，则陷入不可解或曲解。有人相信，作者所生活其中的全部社会历史现实，都会以特定的方式反射入作者内心，并再度折射出来。但这个“社会历史现实”的范围不断膨胀，几乎将历史，文化，语言，社会，政治，宗法，经济，伦理等等全部囊括在内。这种解释的坏处，在于如果我们想要研究一个女作家的作品，那么无论如何，都将陷入片面。

　　2．巴赫曼说“这就是现实”：现实从来都不是“血淋淋”，它只是腐烂的疮口上萦绕的永恒的苍蝇。

　　3．巴赫曼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她只能以诗歌传世。看这一首：

　　Im Gewitter der Rosen

　　Wohin wir uns wenden im Gewitter der Rosen,
　　ist die Nacht von Dornen erhellt, und der Donner
　　des Laubs, das so leise war in den Büschen,
　　folgt uns jetzt auf dem Fu?.

　　在玫瑰的雷雨中

　　我们投身所向处，在玫瑰的雷雨中，
　　夜被茎刺照亮，而叶声
　　——在灌木丛中曾是如此轻柔——
　　之雷正追随着我们的脚步。

　　这个译本是欧凡的，他的本职工作是数学牛人，小史给我寄过他翻译的米沃什，也很牛。他的译本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即便如此，磨损也相当大。原诗很像李清照的小令，色彩清丽，但整体很有气势。周瓒的翻译似乎把名字翻译成《在玫瑰暴雨之中》，“暴雨”气势上比“雷雨”要大。Rosen是玫红色，Gewitter是蓝灰色，Nacht是黑色，Donner是亮白色，Laub是绿色，Büschen是墨绿色，但是Gewitter der Rosen就是玫瑰灰色了，同样的还有Der Donner des Laubs。这两个意象把地上温润的植物和天上暴戾的天气糅合在一起。颜色立刻就变了，声响更强，气势也更盛，暴雨有玫瑰的颜色，玫瑰有暴雨的声音，雷电有叶片的颜色，叶片有雷电的声音。这场暴雨就有了翻天覆地的意思。这就是巴赫曼的气势。

　　4．她一生都以自己为憾。她的女性身躯，她的女性意识。她妄图用自己摆脱自己。她爱上天才的策兰，但即使在浪漫的巴黎，他们连三个月都无法共同相处；她嫁给天才的Max Frisch,然后以翻脸收场，并互相写了一部很厚的小说全世界发行来指责对方；她一生都爱着她的亲弟弟，但因有悖伦常，最终也以悲剧收场。作为一个女人，这算是什么人生？

　　5．如果我在研究另一个女性，那么，我就极容易陷入片面，主观，臆测。我既不能用她证明我，也不能用她来反证我。唯一确定的是：片面，主观，臆测，是文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6．悲观主义是种自我保护。巴赫曼怀着无比强大的乐观主义，度过了毫无疑问的悲剧人生，这使她的乐观主义缺乏说服力。但是，悲观主义，这俗世的赝品，又是多么廉价。

　　7．图书馆有一套四册精装巴赫曼全集。四册！精装！全集！这套书在欧洲，至少900欧元，在中国，至少9000人民币。我是不会花9000人民币，去买四本书的。但我可以去偷。至于怎么偷出来，我和Nie博士盘算了很久。他比我还想要这套书。但他是个博士，是个教授，又是个部门主管，又开着私家车。而我什么也不是，连个车轮子都没有，所以我就得去当个小偷。你看看，我念书念了这么多年，最后只剩下一丁点胆子去偷书。事实上，我根本没胆子去偷书，我宁可去偷点别的什么。

　　8．我的下半辈子，就指望着巴赫曼赚钱了。太好了，这就是人生。你过了悲惨的一生，目的就是让另外一些人，用这悲剧来赚钱。太好了。对。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没有人知道春风镇在哪里。但蒋遥是这么想的：既然有“春风镇”这个名字，那么这个春风镇，就一定存在，否则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像人们说“银河系”，说“宇宙”——虽然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但它们肯定也存在，否则人们说“宇宙”或“银河系”的时候，指的又是什么呢？顺着这个逻辑，蒋遥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她却越来越怀疑，自己永远也到不了春风镇了。

　　这时候，她正开着车穿越无尽的大地。窗外的景色换了一茬又一茬，祖国真大啊，景色真美啊，但只和蒋遥无关。地球是什么呢？就是被挤压的板块，她是什么呢？她都不是。有些人说，从太空上看，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珠。而在这水珠里，春风镇什么也不是，蒋遥什么也不是，祖国这壮美的河山也什么都不是。宇宙看起来想一个大漩涡，一些星云像火焰，另一些像破碎的玻璃，另一些像扫把或者天平处女或者一对孪生兄弟，那你怎么知道从太空上看起来，地球不像一只猫或一只图钉呢？一只猫或图钉，是不在乎什么春风镇的，它可以不在乎很多事情，比如蒋遥能不能找到春风镇，或者春风镇到底存不存在。是的，这就是蒋遥坐在车里，看见无穷的路通向无穷的地方，无穷的人奔涌向无穷的终点，这个时候，她想的就是关于地球的一切。它的形状，它到底有多老，它会不会爆炸等等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情。她没有每个人都必须做的那些重要的事情，比如某个必需要开的会，某个必需要见的人，某些必须要赚的钱和必须要去的地方，即使是春风镇。她完全可以现在就调转车头，买张地图，回家去。为什么要去春风镇呢？在离开原地无数天之后，她开始第一次这样问自己。

　　她没去过春风镇，也没有熟人在春风镇，春风镇也没有特别壮美的景色。在一本叫《春风镇》的小说里，作者是这样描述这个叫春风的小镇的：春天来的太晚，当大半个中国都花红柳绿时，在这个镇子里，还只有皑皑白雪。但只需一个温暖的夜晚，天明打开门，庭中的杨树就抽出刀刃一般的新叶。房东太太打开院门，河堤边所有的杨树树都笼罩在一带蜿蜒的绿雾之中，如梦如幻，那些翠绿的叶片上，还挂着去年冬天的晶莹的白雪。远处没有飞鸟，近处没有昆虫，只有一条永不封冻的大河，在屋后日夜奔涌永不停歇。

　　《春风镇》是本很闷的小说，蒋遥用了很长的时间，终于还是没有把它读完。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在读了4000页之后，蒋遥总算总结出来了，那就是：没有主题！这个作者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读者期待些什么，他不知道什么叫小说，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读过小说。一个小说，简单的说，那就是：至少有一个主题！并且最多500页！现在，这本上万页的东西，就放在蒋遥的书桌上，像一个毫无头绪的脑筋急转弯，一名没有凶器的凶手，就那么放在书桌上，像是和这一切无关。蒋遥知道，如果她再这么一直往北走，不回头，那么这么书就将永远在那张书桌上，直到腐朽，碎成齑粉。事实上，当她开着车穿越无尽的大地时，她时常想起这本不可理喻的小说。而无尽的大地和这本书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没人知道春风镇在哪里，这是不可能的。至少有一个人应该知道，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因为他本人就住在春风镇。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比如蒋遥就住在西安，但是她根本不能跟任何人描述西安到底在哪里。她只会说：从北京坐T55次列车，向西1200公里，13个小时30分钟之后，就是西安了。或者说：从乌鲁木齐坐T70次列车，向东2568公里，32个小时零1分钟之后，就是西安了。可这除了说明她手头有一本叫“全国列车时刻表”的小册子，或者是她电脑上有一套叫“极品列车时刻表”的软件之外，什么也不能说明。如果火车并不在停在这个叫春风的小镇子边上呢？如果火车晚点了呢？如果火车被恐怖分子劫持了呢？如果春风镇并没被勘在地图上呢？如果地图不够新呢？如果是一张俄罗斯地图呢？这根本就不可能。蒋遥当然还可以劫持一架飞机进行空中搜索，但她搜寻的对象是整个大地，而不是一张地图，就算春风镇就正在她脚下，上面也没写着宋体小五号的两个黑字：“春风”，在她正方形的视野右下方，也不会恰好标着比例尺和边界线。或者她可以去当一名俄罗斯恐怖分子，攻占电视台后，右手持枪，脸上罩着黑袋子发表声明：春风镇已经被我占领了！所有居民立刻电话告诉我它的确切位置！这太笨了，按照这种愚蠢的办法，根本就没办法找到春风镇。所以她取了点钱，背了个包，从西安出发，步行去找春风镇。

　　蒋遥出发前，想到了一切事情。比如这个春风镇很远，很小，很穷，或者在火星上，这都OK，她完全可以去美国，成为第一个登上火星的黄种女人。但她忘掉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春风镇根本不存在。因为这种可能性对于她来说，根本就不存在。难道不是吗？首先，有一本上万页的书，详细记录了关于春风镇冗长的一切；其次，有一个没有主题的作者，写了一本拖沓的关于春分镇的书；再次，如果春风镇不存在，那么这个“春风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可以杜撰一个地方的历史，杜撰一个人的故事，或者杜撰出一个地名和一个人名，但人们不能杜撰出一个地方和一个人。人们可以杜撰出“宇宙”这两个字，但人们不能杜撰出一个宇宙来。宇宙在另外一种语言里叫Kosmos，在我的语言里，也许叫“虚构”或“伪造”或“骗局”，这都没关系，因为无论我们叫它什么，它都只能是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确实存在的东西。可蒋遥现在怀疑了，怀疑这是个游戏。捉迷藏的伙伴们早都回家吃饭了，而她就是躲藏的很好、一生都未被找到的那一个。或者是那个立在街角的公用电话，她错误的认为它是谁的手机号码，所以不停的拨打。在她的一生里，这部电话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听。没有人曾经停下来，提起话筒，告诉她：这是公用电话，你不要再打了。结果就是她这一生都在拨打这部无人接听的电话，没花一分钱，就捱过了太过冗长的生命，其实也不算太坏。

　　这是2007年的春天，蒋遥确定自己不可能到达春风镇了。她已经一无所有了。她非常想念她的朋友苏美。在这个春天的午后，苏美正在北方的一座小镇子里，晒太阳。这时候，她家里没人，她没带钥匙，手机没电。所以她就在一条长凳上晒太阳。这时候，她的朋友苏美正过着这样的生活：无业，无固定收入，无男友，无性生活，刚被网恋的对方骗了钱，而且父母不和。可她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她正在一条长凳上晒太阳。这个时候，全世界有很多人在晒太阳，有些刚出生，有些快死了，其他人并不出生，也不死亡。可是他们都没有她的朋友苏美这么幸福。因为这一刻，她一无所有。她不想做爱，也不想赚钱。她正在做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坐一条长凳上晒太阳。4月7号，下午三点，太阳正覆盖着半个地球。可洒在苏美身上的太阳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所以她既不太热，也不太冷。她无所事事，既不苦恼，也不愉快，她只是坐在太阳光里无所事事。她遇见了一个不常见的女疯子，这个女疯子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正常，去超市也去银行，现在她正在太阳里手舞足蹈，是个纯粹的女疯子。从太空上看去，苏美什么都不是，长凳也什么都不是，这个小镇子也什么都不是，北方也可能只是一片地球的一片小补丁。而苏美坐在太阳下的长凳上，觉得这就是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就是被太阳笼罩的一团光球，金黄色的，温暖的，还有暖风吹过的。她的朋友苏美，坐在春天的阳光里，像是过完了困难的一生，身后什么都没留下，没有诗歌，也没有孩子。她终于清净了。

　　我爸从2001年查出直肠癌以后，继续活着，就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之后每一年的春节后，他都会入院体检，今年也一样。初八上班后，他住进陆军总院。

　　第一天，B超发现肝部出现拇指指甲盖大小的阴影，怀疑为癌细胞转移，建议做核磁共振；
　　第二天，测出高血脂、高血压，高压170，低压110，降压药都不管用，加上有30多年的抽烟史，脑梗的危险非常大；
　　第三天，外科通知，2001年他胃部切下的间质瘤，超过5公分，去年医学界统一确定为恶性肿瘤；
　　第四天，腹腔CT表明，膀胱壁不明原因增厚，怀疑为癌细胞转移，建议做核磁共振；
　　第五天，不明原因便血。
　　第六天，同室病友鼻咽癌全身性骨转移，医生说拉回去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吧。

　　有人说，如果一个病，花五万元都治不好，那就不该继续治了。我爸手术2次，住院16次，放疗1次，化疗7次，CT做了15次，核磁共振2次，从2001年6月至今，每天的药费超过70元，止疼针从曲玛多，到强痛定，到杜冷丁，现在已经开始上吗啡了。

　　他每天要疼很久，他吃的很少，睡的也不好。他跟我说过他很累，想休息。但我觉得他想活着，我从没觉得他不想活。我也想他活着。他活着这件事，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不舍得我去外地，他对我姐姐渐渐的好起来，和她谈心。他想回武威，清明节想去拜祖坟。他喜欢猫，他宠着它惯着它，每天买很多的肉给它吃。

　　关于死亡，我一无所知，它只不停的在我梦里出现过。它很轻，很柔软，并不痛苦，像是把一辈子全都忘记了。当死亡来临，我要说：我深爱着你，爱你就像爱生命。

　　我人浅淡，爱好很少，又尽是看书、写字这些单打独斗的项目，大学念的是准女校，毕业后，又去大学当老师，社会交往少的很，所以朋友也特别少，而且各个都根正苗红，不是高中同学就是大学同学，再不就是同事。而真正的密友，特别特别少，几乎是死一个少一个。而这些密友里，男性是一个也没有。如果非要算上一个，就是耳东陈，但他已经沦为我的丈夫了。

　　我属于这么一类人：流行的说法是缺乏亲和力，文学的说法是疏离，直接的说法是比较死相。结婚前没什么人追求我，我也没觉得非需要一个男人做伴什么的。但那时候我过的稀里糊涂的高兴。后来遇到耳东陈，觉得小伙还行，就结婚了。我的婚讯，大多数人都认为很不可靠。她们曾坚信我只有当个老姑娘这么一条出路。但是我要说的不是悲惨的从前，而是光辉的现在。

　　我结婚以后，男人缘突然好起来了。三天两头就有各色中年男人跟我推心置腹，把我想象成一个略有文采、稍具风骚的寂寞少妇，然后随时准备好挺身而出，解救我与水火。所以我今天就来说说关于寂寞少妇的一切。

　　一个女人，一个结婚女人，如果很寂寞，你猜猜看，会是什么原因。以下有备选答案：
　　1． 老公挣钱太少；
　　2． 挣钱少床上还不行；
　　3． 床上不行还有外遇；
　　4．  外遇的对象还是个男人。

　　这组答案，合情合理，随便拿出哪个，都言简意赅，很有说服力。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女人，这就是中国男人眼里的女人。

　　你打开电视，不是丰胸的，就是减肥的，再不就是丰胸同时还能减肥的；打开广播，不是“梦幻可视无痛人流”，就是“重整山河打造完美女人”。时间长了，你会觉得这个国家的文字，特别不值钱，特别下贱。受这些汉字的连累，这个国家的女人，也显得特别不值钱，特别下贱。好像这个国家的女人，全都只待在双人床上，什么都没穿，急切地等着人品胸评腰。这就是我不喜欢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常有种感觉，就是这个国家的语言，已经和土地上的生活，完全脱离了。落实到女人身上，就是能指和所指，完全是背道而驰。

　　在这片土地上谈论任何事情，都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这是农业中国，这是乡土中国。这是乡土中国的女人，是日韩粉底下的中国皱纹，是欧美服装下的中国赘肉，是金元春药下的乡土疾病。这就是中国女人的事实，这就是我的事实。这是个如此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社会：既没有社会主义的铁饭碗，也没有资本主义的高福利，既没有宽厚的历史可以倚靠，也没有清晰的未来值得期待，宗法道德的大巢倾覆而下，家庭已经无法提供基本的安全感；男权社会的排挤，工作也不能提供庇护。个人被抛弃了，在任何庇护之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进退失据，无法自处。

　　有谁说出这些女人呢，它们说着丰胸减肥整容抽脂，每一份杂志上封面上都有一个不知所谓的女人。它们肆无忌惮的谈论着性，尺寸，体位，以为这就是剪鞭子放缠足了；它们把女人身体的个个部位昭显于众，堆砌在香车美酒和那些浮肿的男人身边。黄金周围。女人们烟视媚行，像足了冒牌的上海滩舞娘。

　　我还没见过有哪个国家，像这个国家一样，把女人当牲口看，还不给草料。

　　羞耻，我常常一腔羞耻。

　　一个自诩儒雅前卫的中年男人，他说：中国女人的问题，是太在乎男人的看法了。我咬着后槽牙冷笑。我抽你一耳光，只是因为你的脸太合乎我手掌的尺寸了。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里有个情节，女主人公在船上遇见一个男人，该男人错认为她爱上了自己，很想沾点便宜。事实上她并不爱他，甚至有点轻蔑他，也知道他不爱自己。但故事的结果很有意思：她顺了他意，并没口出恶言。这真是个好故事，好的就像不是一个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明显的科幻小说都有人信以为真，还感动的鼻涕眼泪的——哪个男人敢相信《一个人的战争》。

　　再说说我这个寂寞少妇。耳东陈很爱球。他上大学时，大约每天都要踢球，否则就难受，非去跑一身汗，就舒服了。现在结婚了，这个习惯看不出来有改变的迹象。他每天要工作、念书、写论文、赚钱和我饮食男女柴米油盐，但还是拼了命要挤时间去踢球，就算踢不了，也要在电视上看人家踢，哪怕是半夜一个人，也要看。我从来不会试想，有了我，他就会不需要足球。这简直不言而喻。就像大力水手不可能不吃菠菜、咖啡猫不会减肥一样不言而喻。我寂寞与否，这跟结婚与否，先生爱我与否，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双人床并不能解决所有欲望，你还知道，男人从来就不曾也不会是女人的一切。

　　现在我是一个少妇，还会时不时的寂寞一下。我很抱歉。每一个女人都会从少女变成少妇。就像宿命的大手，猛的攥住我的八字黄笺，攥得我一身褶皱。但是很快，我就会变成寂寞的中老年妇女，寂寞的老奶奶，最后是寂寞的一把骨灰。我很期待。因为那时，这些称呼都不会再打扰别人了，甚至都不会再打扰我自己了。

　　每到年关，全中国的人民都在发愁。如果你去国离乡很多年，或者干脆就是个外国人，那你就别往下看了，反正你也看不懂。

　　我说全中国的人民在发愁，而不是全部的中国人。你要知道，人和人民是不一样的。具体到我国来说，人民就是下列三无人员：无权，无势，无钱。但是你知道，三无人员历来都是打压和盘剥的对象，或者直接点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人。很不幸，我长久的属于人民这个光荣的集体，将来也看不到有什么好转的迹象。

　　如果我崇拜浪漫主义，那我应该非常自豪。因为虽然法国人的浪漫天下闻名，但其实浪漫主义是发源在德国。我曾经狠狠研究过一阵子浪漫主义，觉得全部浪漫主义的历史，只两个字就能概括：没用。法国人其实并不该浪漫，你看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全部都发源于发法国。德国人还在炫耀中世纪的骑士传统时，法国人就起来革皇帝的命了。所以你要是仔细看历史，你就会发现，革命，其实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和它一样浪漫的事情，还有爱情。有一阵子，左联的很多都在写“革命＋爱情”模式的小说，今天看起来，这些东西都浪漫的要死，就像很多号称是现实主义的革命电影，在今天看来，都浪漫的一塌糊涂，比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但是众所周知，中国人，是最不浪漫的一群人。

　　这就是问题所在，法国人理解自己的浪漫，是泡妞时不吝辞色，革命时不计后果。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法国人把皇帝的头砍掉了。而我们的爱情也好，革命也好，都不是这么回事。它就好比嫖妓，上床是浪漫主义，而完事付帐，就是现实主义了。我们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要买单的民族。所以，我们向往浪漫却总也浪漫不起来。相反的，我们总误会法国人泡妞是要泡成老婆的，而法国也误会我们的革命是要推翻统治阶级的，很多外国人认为我们的文革，浪漫的不得了，人民都抽起皮带痛打另一群人民，为的是争取自由，是60年代欧美学生运动的组成部分。但殊途同归的是，法国人的热烈的情诗，是没用的，因为他的爱人如此之多，花言巧语不过就是说说而已，不必当真；而中国人如此热衷革命，其实不过是革革而已，也不必当真。

　　我经常想，这个世界就好像一块魔方。无论你怎么变着花样翻转，其实它每一面当中的那一块，根本就不会动。狭隘的革命者的爱好在于，他要把这块魔方，旋转成每一面同颜色。而浪漫的革命者，总是想把它敲碎。所以传世的，都是投机主义者，而那些淹没无存的，鬼才在乎他们是什么。

　　关于浪漫主义，我还有另一个感受，就是它非常强健。浪漫主义强度，是任何一个其它流派所无法比拟的。这个强度，是把命都豁出去的胆量。我常常想，如果你打开每一个人的历史，总会有这么一半页，一两行，一两个字，是这个人突然不想活下了，不管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革命。他觉得够了，足够了，不需要更多了。就这样就很好。这种感觉，每到年关时，我都会有。

　　其实，我坐在这里，说着关于浪漫主义的事情，其目的，就是缅怀一下那个已经彻底逝去的年代。而那个年代，却又根本就不曾造访过我们这个国家。它像什么呢？它有点像荆柯，像项羽，像嵇康，像春秋故事里的某个公子或者渔父，有点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意思。我生活在古中国的心脏，现在它衰败的一塌糊涂，像一个没有及时死去的刺客，像一个没完没散的告别。既不能一刀两段，又无法两全其美，无奈的很。

     ◎人质
　　孩子是落在生活手里的人质。既无法赎回、又无法撕票。

　　◎无票乘客
　　比方说我将要写一本书，这本书应该叫《无票乘客》；
　　作为一名无票乘客，他知道查票会随时到来，罚款他也无力支付。
　　他必须惶惶不安。他只能惶惶不安。生命轰轰奔跑。他怎能不惶惶不安呢？不，不能。

　　◎《墨攻》
　　这是部好片子。好在哪里呢？就好在片头“墨攻”两个字，谁写的，真是好。
　　我常希望自己是文盲，那样就更能体会汉字的好处了。
　　多好的汉字啊，全给糟蹋了。

　　◎舍生忘死
　　很多汉字都特别好，比如“舍生忘死”。
　　“舍生”，并且“忘死”。真好。
　　好在哪里呢？就好在这个“忘”，多轻的字，轻飘飘的，但它的宾语，是个“死”字，够重的。
　　汉字就有这样的本事，举重若轻。
　　举重若轻，是个大境界。

　　◎向日葵
　　列出被糟蹋的汉字：太阳，母亲，土地，黑夜，历史，祖先，恐怖，血统，红色，血液，眼睛，灵魂，生命，奴隶，敌人，梦，死亡，沉睡，天空，剑，大海，乌托邦，创伤。
　　正因为这些千疮百孔的汉字，使得Ingeborg Bachmann的诗歌翻译成为不可能，更别说Paul Celan了。

　　天空欲雨不雨。风很大，叶子们摇曳着。我在5楼读书。

　　读的是王康给余世存的《非常道》的序。很不喜欢。看一段：

　　“中国正在临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这个时分曾一再被谬解被误待，一再被坎陷被截断，甚至一再被歧引被反拨，但这个时分还是以世所罕见的坚韧、悲怆和善意不可阻遏地走来，——它是东方睽违已久企望多时的正色寅时，破译中国命运的倒计时，我们的历史黎明。这个时分曾是缘自西方的唐突而陌生的概念，由几百年间无数域外因缘、意外演变、突发事件和偶然性混杂激荡的泊来他者。”

　　这样的起首，真是让人抗不住。每一个字，都很宏大，大的让人疑窦丛生，而且都很八十年代，像是《河殇》或者《共和国之恋》的解说词。每一句话的结构都很外语，中文里的状语是不会扩展那么长，定语也不会叠加那么多。看过以后，一是生僻词多，而且意义含混，不明白他要说什么。一个词越大，意义越摇摆。比如“中国”“历史”“破晓”“倒计时”“命运”“黎明”——而且，“泊来他者”是什么意思？

　　再比如这一段：

　　“余世存先生，湖北随州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刚度过第三个本命年。他以白净宽广的额头、秋水般的双眼、诗人的灵心善感，多年为汉语世界的清冷寂寥忧心如焚。他犹如一名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送葬行列中远远驻足沉思的局外人，眨着冷眼颤着热心，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律，为中国几代汉语创制者壮行。”

　　满头珠翠！华丽无匹！呜呼！搞什么搞大叔？！

　　总结出看文章的“三不读”原则：
　　1，比喻象征密集的，不读；
　　2，“我们”密集的，不读；
　　3，形容词密集的，不读。

　　这个原则简直百试不爽。内容不清晰、推己及人、文字不知节制的文章，让人怎么看？其实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太长的，其实也不能看。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小说除外）不能在8千字内说清楚，如果超过8千，肯定虚胖。说到这里，想起来要说《洛神赋》写的很差。曹植的问题就是不知节制。就算他是长子，曹操也会废长立幼。曹操是个明白的人。曹丕写文章比曹植强。

　　在《世说新语·贤媛》里看到一个故事。
　　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不是我说，这个许允，就是个拎不清的糊涂蛋，都什么时候啦，还要抗道德大旗，一句“皆备”，就把自己套牢了。要是我，我就说“认错人了吧大姐，我走先～”。闪。

　　把事情搞麻烦，很简单，只需不停定义自己、叙说自己。把事情搞简单，也很简单，比如黄老邪。据说此人杀人如麻，江湖名声很臭。黄药师本人怎么说呢？他只说：你们说我杀了人，我就杀了人，有本事你们来把我杀了。

　　——惊为天人啊，惊为天人。

　　许允把自己定义为好德而不好色，所以就活该一辈子只能好德而无色可好。说此人是个糊涂蛋，还真不假，此人后来“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皇帝要治他的罪，虽侥幸得脱，最后仍旧“为晋景王所诛”，更讽刺的是许允氏的反应：门生走入告其妇。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从结婚第一天，她就知道，自己嫁了一个要掉脑袋的糊涂蛋。

　　非常害怕写博客，因为我有喋喋不休的本能，此之所谓天赋异禀。

　　开博客的原因，是因为昨天晚上丢了钥匙，进不了门，四处闲逛，逛来逛去，就想去火车站，逮住一趟车，拉哪算哪。或者我哪里也不去，在火车站和来往行人扯闲淡。比如：你去哪……上海……请从13站台上车……13站台当然不是通往上海，而是通往马尔代夫，或者普利茅斯，或者别的什么鸟地方。那个和我扯淡的鸟人，就会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在普利茅斯当上酋长女儿的面首，或者驯象人，而不是去什么鸟上海……

　　事实上我哪里也没有去，而是在去网吧上网。网吧的老板娘对谁都千娇百媚，包括女人。我的理想是当个老板娘，甭管是哪里的，万花楼也行啊。

　　所以，我来开博客，先从博主做起。

　　作为一个怕麻烦的人，是很麻烦的。如果是一棵怕麻烦的树，或者是一只怕麻烦的虫子，可能会好很多。

　　中国人有爱麻烦之癖好，繁文缛节太多，所以内耗大于产出。而当中最最麻烦的，莫过于“礼貌”。有一个阶段，我完全不讲礼貌。我并不粗鲁，我仅仅是不讲礼貌。比如主人对我说：要不再点个菜……我干脆利落的说：不用。比如朋友对我说：这个得劳驾你帮忙……我干脆利落的说：不行。如果真的没吃饱、或力所能及，我也会干脆利落的说：好。

　　那时侯我很年轻，年轻到谁都不尿。那样子很牛Ｂ，当然，那要买单。不过我说了：我很年轻。年轻就是亿万富翁。我付的起。现在不行了。

　　中文的很多词都很麻烦，比如说：分析，解释，怀疑，谣言，揣测，假设，虚拟，求证，理解，因果，以及所有的形容词。它们太麻烦了，不堪琢磨，一琢磨，各个都又重、又烦。

　　听说挪威语很简单，时态简单、词汇量小——形容词格外的少。我总是想移民北欧，特别是冰岛。那里人口稀少，语言稀薄，关系稀疏，妈妈的还有地热，首都叫雷克亚未克——好长的名字。我穿件棉布大氅，不化妆，也不微笑，喝酒，睡觉，发呆，爽死。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简单。一是钱，一是枪。

　　想想看，什么时候，不用说话，你就能迅速、强悍、准确无误的表达自己？第一，是用手拍出结结实实的美元；另一种，是用枪结结实实的顶着一个人的头。它们都直达目的，没有曲线。财富和暴力的力量，就是简单和直接的力量。

      今天我写写“吊诡”这件事。

　　昨天我在公司上班，偶然一抬头，发觉头顶正上方有一块天花板，似乎摇摇欲坠，而且和紧邻的另一块天花板之间，透进很强的光。我有点恍惚，过了一会，冷静地给行政打了个电话：你好，我是清韵，我头顶的天花板要掉下来了。行政也恍惚了一下，然后冷静地说：不可能。于是我们互相挂了电话，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行政估计恍惚的不行了，跑过来看天花板。她抬头一看，惊异的质问我：为什么有光？我说：天花板得修一下，否则漏雨。行政继续惊异的质问我：楼上是另一家公司的地板，怎么可能漏雨？我无言以对。

　　行政和同事们惊异了一阵子，就各自散了。我抬头看看，又继续工作。我觉得有一把椅子，正“轰隆”一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跌在我的办公桌上。尘埃落定，我发觉椅子上还有一个中年胖子，灰头土脸的而且手里还握着一只鼠标，被击穿的那块天花板像个游泳圈似的，卡在他的大肚子上。他气愤地质问我：我怎么掉下来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是个迷信故事。五一的时候，我和我姐给我妈买了一只玉手镯，好几千元，卖家就搭了一只翡翠戒指给我。戒指上是一只蝙蝠，在封建迷信里，蝙蝠的“蝠”等于“福”。我本来不带饰品，连结婚戒指都戴丢了，为了哄老太太开心，就戴上了。接着，从上个星期开始，左手渐渐开始发麻，先是带着蝙蝠戒指的无名指，后来邻居小指，到现在，整条胳膊不能打弯，完全不能用左手接电话。自然下垂倒是没事。我在犹豫要不要把戒指摘掉。

　　最后一件，是关于男人。这个我要讲的香艳一点。

　　昨天临晨4点01分，有一个男人给我打电话。此人我认识了快7年，互相认识因为我看过他的小说，赞多骂少。他以前写小说，最近几年完全不写了，所以他在半夜4点给我打电话，肯定不是要谈小说；不谈小说，许是借钱，但借钱不必半夜，那肯定是要谈爱情了。我可以列举一系列爱情发生说，但是没有一种，会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发生——就比如我种果树，是要收果子，而不是种树。我之所以用比喻，是因为我是个好人，害怕说狠话。

　　这个故事讲得一点都不香艳，但我还得把它讲完。半夜电话响了，我看了一下名字，直接关机了。

　　我住的房间，有一扇朝北的窗子。窗下是一大块草坪，草坪再远，是蓬松的女贞树，白色的小花还没开尽。然后是亭亭的槭树，最后是一排法国梧桐，因为没有修剪过，这些梧桐长的很高大。梧桐以远，就是天空。因为北面没有高层建筑。

　　我有时下雨，有时天晴，常沉迷于此处是别处、此时是何时的想象，会想象梧桐更远，是更多的梧桐，或者椴木，或者橡树，或者杉树，或者是苍茫的森林，无边无际。我想象有一个朋友是植物学家。此人像树一样挺拔、安静、蓬勃。藤萝轻依在他脚边，小鸟从半空里呼啦一声停在他肩头，一到下雨天，身周就出现一团湿漉漉的绿雾。这个朋友，每年都离开城市，去北方，又回来。整个冬天他都坐在桌子前，画出一棵又一棵树。上色，停干，标上木字旁的汉字，贴上标签，然后仔仔细细捆扎好，推进书架最深处。

　　你总会遇到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就是那一个人。事实上，他很快就离开了，像浅浅的雪地上半个隐约的脚印。后来雪化了，就都消失了。

　　但后来过去后，还有后来。在后来的后来，你说他又回来了，永远都不会离开。你说永远的时候，指的就是永远。永是永远的永，远是永远的远。

　　你说：永——远——

　　你看起来像在吹泡泡，但并没有五光十色的泡泡从你嘴里冒出来，像一条鱼那样。而关于鱼，你又知道什么呢。那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鱼。它们云一样漂浮在水里，随水漂流，从一个暗礁漂向另一处暗礁，或者在鱼缸里，悄无声息的突围或者等死。

　　我想说的并不是鱼。我对鱼知之甚少。十天之前，我才第一次看到大海。大海非常大，又有很多水。事实上，大海里全是水。冬天的海并不封冻，风从大陆吹来，把鱼的消息吹向更远。天空很阴霾，正是我喜欢的调调。我想我并不喜欢碧海蓝天，脑满肠肥没心没肺的样子。谁知道呢，我并没见过碧海蓝天。当然我看到了很多鱼。但那不是南海的鱼。它们被福尔马林浸透了，被塞进一个透明的瓶子里。我想我是被吓着了。那些完全没有色彩的鱼，真是恐怖。

　　真正的鱼，你说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得见。是的我看见过。我想起来那扇朝北的窗子，我把钥匙扔下去，或者是一幅手套，或者是一把雨伞。我的同屋是个不快乐的女生，下班后她经常去一个小影碟店看电影，引起了老板娘的醋意。后来她落寞的回到我们的屋子。她说：我要辞职，我要考研。就是在那扇窗子前，我们互相扔钥匙或者雨伞或者随便什么。扔上扔下，扔下扔上。后来的后来，那扇窗子也不见了。窗子外天空里的鱼，也消失了。

　　关于鱼，我确实一无所知。我想说的并不是鱼。我为什么一直在说鱼呢？我想说的是，我确实想起了一切。一种口音，一个地方的天气预报，广播里一段偏僻的新闻，一个旅游者嘴里偏僻的地名，一场没头没脑的大雨，或者就是一个梦。那不是一个关于鱼的梦。

　　我想说的是：你遇见那个人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们会有故事或这个故事会奇怪的结束。他可能是个才子，也可能是个流氓。但这并不重要，没什么是重要的。你们像风吹过风，像水抚过水。后来的后来，我们就像一幅风怀念另一幅风，像一段水怀念另一段水。

　　真不敢相信，在这个冬日的早晨，我滞留在重庆江北机场。24个小时之后，有一个德国经贸团将要降落在西安，他们像群白痴一样需要人接机、找行李、住酒店或者找女人。而我这个会议翻译，居然搁浅在1500公里之外。我不想给崔姐打电话，她尖利的叫喊并不能让那些雾散去，她所能做的，就是让我更烦躁。

　　候机大厅太拥挤了，我右手边的一对像是要回家看父母，身后的一个年轻女孩像是要离家出走，她身上至少有500种颜色；而左边则是一个在禁烟场所抽烟的男人。这个男人对我说：嗨。我说：嗨。来回来去的翻完手头的所有报纸后，他又说：你觉得雾会散吗？我扭过头，尽量礼貌的说：你注意到没有，这里是禁烟区。

　　有时候，我觉得粗鲁是我的本能，如果大街上没有警察，远处没有监狱，我会仅仅因为一语不合，就拿枪打爆随便谁的头。

　　他看了看我，轻轻把烟掐了。

　　公共场合行为准则，并不是我真正关心的。我只关心机场广播，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任何一条好消息，没有起飞时间，没有道歉，没有赔偿，没有机场宾馆。什么都没有。你所能做的就是边等待边烦躁，在烦躁中继续等待，在等待中不停烦躁，直到一个温柔的女声千娇百媚的在每一个扬声器里告诉你：江北机场因大雾不散，暂时关闭。

　　机场决定用大巴将我们送回市区。电话里崔姐非常激动，质问我1为什么不去坐火车2为什么不把资料复印件立刻寄回去3为什么要去重庆，还没等到4她就愤怒的挂了电话。崔姐是个好人，我很爱她。所以我完全理解她。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还不在上海，她和我都会非常麻烦。最快的火车38小时，最快的速递24小时，另找一个一夜之间搞定五十页会议资料的翻译可能性是0。

　　大巴缓慢的行驶在白雾茫茫之中。传说中的重庆充满魅力。可我在这里三天，第一天是浓雾，第二天浓雾，最后一天，还是大雾。我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肯定是疯了。

　　机场的人把我安排在一个叫太平洋的酒店。可那里又湿又冷，像是北冰洋。我放好行李，卷起提包，一头栽进酒店顶部狭小旋转餐厅里。可是连服务生端上来的所谓热果汁，也像是来自的南极。我在想着要不要发飙，就在这时，我发现机场里那个陌生男人就在我斜对面。他又嗨了一声。“你也在这里”，我说——其实我想说的是 “嗨”。他微笑着说是的我也在这里。

　　两个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能做些什么呢？无非是用陌生的口气，谈些共同的话题。他很健谈，但话并不多。他说他住在深圳，在这里出差。“这雾要是永远不散，那我就永远也不用回去了。”他自说自划的想象着，看起来得意洋洋的。“但你看起来很紧张。”他微笑着看着我。我是很紧张，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我并不想和一个机场认识的陌生人谈起这些。我说我来旅游。嗯，重庆很好，是个旅游的好地方——但我无论如何记不起任何一处旅游景点的名称，天知道，这三天我哪里也没去，窝在酒店里至少看了100部烂片。

　　我搜肠刮肚难以为继，一阵沉默后，那个陌生男人突然说：“你最好抽根烟，放松一下。”我愣了愣，迅速回答：“谢谢，不会。”话音未落，烟已经递过来了。我说：“我说了我不会。”他停了停，笑笑说：“你太紧张了。”

　　突然之间这让我感觉很糟。我扭过头瞪着他。怎么搞的，我有什么问题吗——我裙子太短了吗？还是我在舔嘴唇？难道在一个莫名其妙的酒店，随便什么男人，就可以上来给我递上一只破烂香烟，告诉我其实我活得像一张随时要放箭的弓或一只紧握的拳头，然后邀请我在随便什么肮脏的小旅馆男欢女爱一夜？不，多谢了，不需要。

　　我扭过头瞪着这个陌生人，挑衅似的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也看着我，有点意外的说：“没，没有。”我一字一顿的继续问：“那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突然笑了，回答说：“对。”

　　在我决心起身离去之前，他突然问我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我说看过。他说：多奇怪啊，一个奇怪的名字，为什么是重庆森林，而不是上海森林或者驻马店森林呢？

　　我们都笑了。是的，他正是这样一个的男人，灵敏，却并不过于敏感，能宽容一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坏脾气。我们就这么在狭小的餐厅里坐了一会，然后他说我们出去走走吧，这雾一时半会是散不了。

　　我们走出酒店，一脚踏进浓雾弥漫的街道上。在这雾气蒸腾里，我、他和这个城市，突然间都面目模糊起来。没有线条，没有颜色，没有艰涩的棱角，没有来路，也没有出口，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有的只是一些细琐的声响。街道上人影寥落。

　　我们有一阵子就那么走着，没什么要说的。后来他问我：你为什么来这里？他目光灼灼，在雾气里忽远忽近，有点恍惚。突然，远处传来深沉的汽笛声。我们一定走到了什么河口，有某条船正要驶进或者驶出码头。我们都下意识的回头看，但是除了层层叠叠的大雾，远处什么也没有。我说我给你讲个笑话怎么样。

　　他高扬起眉毛假装大吃一惊：你会讲笑话？你这么紧张的人。我告诉他他是个笨蛋，所有伟大的滑稽家，其实都是紧张症患者。他们的幽默感，都要归功于这无法稀释的紧张症。他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他说你开始讲吧我不打断你。这并不困难，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种很有用的才能，那就是：不论讲什么样的故事，最后，我都会把它讲成一个很大的笑话。

　　故事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个滑稽的女人——当然，还有一个男人，他们是幸福的一对。这个女人之所以滑稽，是因为她虽然高度近视，但总拒绝戴眼镜。所以在她眼里，世界有种视而不见的美好，一盆普通的茉莉花，在她眼里，是漫天遍野的一大片花海；阳光下最朴素的花布窗帘，在她看来都闪耀着温暖的金光；走在夏夜清凉的街道上，每一盏路灯都像一大朵毛茸茸的蒲公英，散发着橙黄的光芒。渐渐的，故事的男主人公发现，她描绘给他的世界完全不对头。他这才发觉她原来是个超级近视眼。他并没有因此而苦恼，相反的，他大喜过望，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在她眼皮子底下和另外一个女人来往。这很复杂，我无法解释。或者他只是好奇，想知道她到底有多近视，还是根本就已经完全瞎掉了。

　　但是你知道，一个正常的女人，从不用眼睛来看。她在第一时间感觉到，并在最后一刻证实了。所以她终于说服自己带上眼镜，结果你猜怎么着，她发现茉莉不过只是栽在盆子里，窗帘不过是五块钱一米，而那些街道上的路灯，经常被不知好歹的孩子打碎，而且它们自身并不发光，那些光芒不过是来自电流。而电流，是需要买的，叫做电费。

　　“然后呢？”他问。我继续说：“然后——”我左右看看“——我们是不是迷路了？”浓雾弥漫，人声渐远，连先前偶然擦肩而过的行人，现在也一个都不见了。我们走的太远了。他四处看看，突然开心的大叫：“哈！我们迷路啦！”我说：“你呆在这，我去问问人。他连忙阻止我：“不着急，先讲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有结尾，哪怕是一个笑话。所以她在他面前，虽然仍旧不带眼镜。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戴上厚大的眼镜，走下楼梯，坐上公交车，去了那家敞亮的书店，那个女子是那里的职员，她微笑着给每个买书的顾客结帐、盖章、包装好并递给他们。她觉得她不错。

　　在图书大厅里，她打电话对他说：我们再见怎么样。他停了好久，问为什么。接着他又问：你在哪？她说：我在马达加斯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那时，阳光正沿着图书大厅巨大的玻璃门窗洒进来，有种脱胎换骨的气氛。她站起身来，决心意气风发的走出去。但就在她觉得将要跨进阳光的那一刻，突然，她结结实实的一头撞在透亮的玻璃门上，接着整片厚玻璃就在她脸上哗啦啦的破碎了。她头晕目眩，温热的血液顺着额头不停的涌下来，眼前一片片的红雾越来越粘稠，抹都抹不开。一个小保安赶过来，他吓懵了，张皇失措的摇着她的手臂不停的问：没事吧你没事吧。但她只是站在哪里，既没有跌倒，也没有哭泣，只是用手堵住汩汩涌出的鲜血。她不知道要说什么。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有这么多血可以流。呆若木鸡的傻站了好大一会儿，她满头鲜血的问保安：这个——她指指门——我得赔多少钱？

　　“太搞笑了”我笑起来，“她居然问自己需要陪多少钱！”

　　他没笑。空荡荡的笑声独自欢响。这太扫兴了。没幽默感的男人都该拖出去毙了。讲出来了。它成了一个笑话了。我累得要死。我太累了。我要睡觉。

　　“回去吧。”他突然说。

　　于是我们穿过浓浓的雾气转身向回走。但重庆是这么一个城市：如果你在一个路口走失，那你就永远走失了。你永远找不到最初走失的那条路。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到底是在哪一个路口把自己丢失的。

　　他静悄悄的走在我身后，脚步轻响。我想我们真的是迷路了。我建议不如打车回去。虽然我知道酒店就在不远处，它虽然小但有床，可以让人舒舒服服的睡一觉，现在我只需要这个。我站在街边，等着随便来个什么破车，在大雾中把我们撞回酒店去。但是，并没有车过来，四周静悄悄的。我似乎能听见他的心跳声。他没有说话。他一直都没有说话。我不确定，是希望他说点什么，还是这样就好。在生命的漂流里，总有那么个人，有着岸的面目，可最后我们彼此都知道，其实我们都是随波逐流的舢板，既无法靠岸，也无法让别人的停靠。哪怕雾这么浓，哪怕坚硬的生活似乎远在天边。大雾远远不够，还需要烈酒，需要自欺、需要欺人、需要天灾人祸、需要世界末日、需要行星撞地球，需要宇宙大爆炸，才能把我们逼的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我们才会彼此问候，彼此抚慰，我们才有勇气，询问每一个陌生故事的结局，关心每一个陌生人的来历。可没有。我们知道天高水远，知道萍水相逢，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出口，不知道别人的入口。我们像两扇玻璃窗，就算相对到沧海桑田，也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自己破碎。

　　航空公司通知我赶回机场时，我睡着了肯定好一会儿了。挣扎着看了看表，凌晨三点半。我从床上弹起来，一秒钟穿好衣服，拎起没打开的行李，飞奔到电梯口。电梯上来了，3楼，4楼，好了到了。电梯门打开，我连人带行李跌进电梯。一切很好，飞机在机场，出租车在门外，他在他的房间里，我在我的衣服里。什么也没有。这样很好。大雾终将散去，航班各就各位。

　　夜班司机在曲折的街道上蜿蜒前进。夜很黑，但雾却稀薄了一点。传说中的重庆终于在冬夜下显露出来。有一条大河蒸汽腾腾的一路朝东。薄雾中无数蜿蜒的街道在尽头舒展开来，而每一个转弯背后，都是另一番景象，也许是一幢冲天大厦，也许是半弯黝黑的山坡，又或者是另一个巨大的转弯。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迎面而来转弯之后，有什么在等着你。重庆就像一座森林，每一棵大树都是一棵灯光闪烁、人影摇曳的楼宇，花开不知花落，花落不知花开。同样谁也不知道，大雾散尽，城市会不会露出峥嵘的面目，一切臆想中的脉脉温情，是不是都适宜在层层遮蔽下滋长。在重庆这座森林里，一个人会迷路，两个人会走失。

　　出租车司机是个开朗的本地人，他怕我睡着，或者怕自己睡着，不停的和我聊天。他问我是来重庆旅游吗，在这里认识什么人吗，为什么一个人来以及会不会再来。这一觉睡得很好，人也彻底放松下来，我和他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像一对多年的老友，聊着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这座城市里的一些人和一些事，向远处的浮光掠影处一路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