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街

 

1.

咄咄逼人的对手

请勿给我喘息之机

 

 

2.

所有的愿望都是生活的敌人

 

3.

你的未来是方形的

正如你新买的房子

你的愿望是扁平的

任何精巧的手也不可能对折九次

 

 

4. 杭州

杭州这个城市仿佛不存在

它缺乏强度又阴柔得虚假

它所具有的无非是大把钞票武装起来的小市民思想

几场不痛不痒的车祸

和美女的双腿夹紧的一点点幻觉

在这里

人们既不能活着也无法死去

 

 

5. 无耻之徒

无耻之徒是这个时代的绝妙人物

就如纨绔子弟是波德莱尔时代的人物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人物一样

 

 

6.公园里

快要走到那座桥的时候

一颗头颅 从背后的石墙上浮现出来

等我登上那桥再看

是一个疯掉的女人

没有人的面孔能像一个疯子

远远地就让人这么触目惊心

 

7.

深夜的街道上

匆忙地尾随自己的

不过是些无常的人

 

8.

有的人写东西在营造一个自我

有的人是在消解这个自我

 

9.

被碾成肉泥的人

是该疼痛还是懊恼

 

10.孩子

你夸我可爱

我就冲你笑笑

你拧我的耳朵

我就一枪崩了你 

 

 

11.请问现在几点了

一只手表

黑色表带 黑色边框的白色表盘

三根黑色指针

不过这三根表针是完全一样的

 

 

12.

像回声一样空荡

白昼的街道没有温度

 

柏油路反射出梦境的光辉 

 

 

13.

光线脆弱得似乎伸手就会折断

 

音乐响起  看到你的样子

好像被人杀死一样畅快

 

 

 

正常人的情商，大约在90-110之间。

您情绪反应类型为 抑制型

你很少为什么事而激动，或发脾气，即使生气，也表现得很有克制力；你喜欢把心事压在心里，不喜欢跟别人倾诉；与他人相处尽管平静，但却沮丧、沉闷而且疏远，缺乏深层次的、真心的交流，在表面客套话的深处，埋藏了真实的自我。

如果压抑过度，容易变得自负固执、不体谅他人、不愿接受批评。由于缺乏激情，你的思想也很容易变得枯竭。其实，情绪是每个正常人所共同具有的。健康的情绪，如欢乐、喜悦、满意等可以使人体分泌有益的激素，能协调血液循环，促进神经系统的活力，使身体各种代谢处于适度状态，还可增强免疫的活力，使身体各种代谢处于适度状态，还可增强免疫功能。过分压抑情绪，不但对身体健康不利，也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心理疾病，郁结于心，一旦爆发，又找不到适宜的途径，其危害就更加严重。

给你的建议：

学会向人倾诉

发泄有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情绪的途径，但是有时候周围的环境或者条件不允许马上发泄，这时候，找朋友倾诉是最好的调节情绪的方法。抑制型的最不善于的就是向别人倾诉，所以倾诉是抑制型的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请记住：快乐告诉了别人就变成两份快乐，痛苦告诉朋友，就减少一半。

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抑制型的人总是想的多，说的少。《大话西游》中有段经典的台词放在这里很合适，唐僧：“你想要啊？悟空，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

虽是搞笑的一段台词，但是说了一个对抑制型很好的理念，那就是，你要告诉别人你想怎么样。不说别人永远不会知道的。表达能力是沟通能力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建议你多在公众场合锻炼发言，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你就会发现原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是很容易的事情。

学会适当发泄

每个人都会烦恼、忧愁，在国外，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常常去找心理咨询师调节自己的状态。调节自己的情绪对生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能自己学会去调节，那是再好不过了，下面针对你的情绪反应类型列举一些适合你的宣泄情绪的方式。

做个会说话的人

这里的“会说话”是指能够适时、适地的有效的和别人交流。

停止怀疑猜测

抑制型的人由于不善于表达，常常把心事埋在心底，也常常去猜测、揣摩别人的想法，而不是积极的去找别人进行沟通。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猜疑之心犹如蝙蝠，它总是在黑暗中起飞，这种心情是迷陷人的，又是乱人心智的，它能使人陷入迷惘，混淆敌友，从而破坏人的失业”

感冒了，发烧。白天没事，到夜里就烧，测一测，38度附近，一点症状没有，干烧。吃了药躺下，还能东想西想。一觉起来，36度5，好好的。感冒上嗓子，讲不了课，去填调课单，正赶上学校发文，说如有甲流症状请自行隔离，心想干脆在“调课理由”里写上“疑似甲流”一条。

 

进办公室，有人把包裹给领来了，四川的，打开一看，甜的辣的软的硬的，全是吃的。另外还有一张包裹单，黎戈的书到了。要去门口邮局取，去邮局的路上经过药店，进去一看，药价比一星期前涨了一截，懒得滞气，可体温就上来一点。过马路就是邮局，工作人员在里间忙半天，扒拉不出我的包裹来。屋里暖气开得大，邮局又小，站哪儿都被呼呼吹着，又干又燥，感觉等不到夜里，就要烧上去了。

 

等拿出来包裹来一看，嚯，好一笔硬朗的字。书好早知道，字好真在意料外，本该是竹林秀立，却是刀剑林立。力道足，扉页上写字，第三页上都有余痕。书做的好看，蓝白色，很俊秀，拿手里体温都降一两度。翻开来看，旧爱都是新欢。

 

回屋里，找一舒服姿势坐下，看南京书，吃四川小吃。夜上来，烧也上来了。拿体温表一量，又上38。想跟谁发短信，想想也没谁。撕开兜里的药，扔嘴里，还没着水就融化了，苦在嗓子眼儿里。

 

病越得越糙。裹着毯子看萧红，写的都是离乱的事。

我很喜欢我父亲的一张照片。照片里他穿着军装，前襟敞开着，站在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里。不知道那是哪一年，但看他的军衔，还是中校，那应该是在喀什，那片麦田远方，有高高一排白杨树，是为了保护麦田栽种的防风带。这种风景在喀什这种日照充足、风沙极大的地区才能看到。白杨树确实值得歌颂，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坐着我父亲的军车，从喀什去疏勒县，笔直的马路两旁是笔直的白杨树，那些白杨树非常高，在回忆里，它们更高。树叶的背面是白色，正面是绿色，风吹过来，沙沙响，风非常高，树叶也很高，树枝顶端传来的声音，像是来自遥远的过去和未来，又高又远，很飘渺。

 

我很爱听风吹过杨树梢的声音，西安交大图书馆西侧，有一条便道，很窄，两边种满了很高的杨树，西安不常有风，大多数时候，只有啄木鸟笃笃的敲打声，但偶然间，我踏上那条小路，风不知从哪里吹来，头顶上叶片就翻云覆雨的沙沙作响，煞那间魂儿就丢了，感觉身如羽毛，飘飘摇摇上云霄。离开新疆来到西安后，有一年假期翻看家里老式的录像带，塞进去一盘播放，屏幕上是我十三四岁时，在红其拉甫口岸会晤站的大院里，和我们一家人拍的。当时的拍摄者是个美国人，我记得他拉拢我们迎着光线，所有人都拧着眉头，高原的阳光太强烈了，我也皱着眉，有点如今的模样。不过几分钟，画面突然跳了，屏幕上出现了白杨树的树梢在风中摇摆，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画面，好几分钟。我不知道这是谁拍的，里面没有人，只有大风中摇曳的树冠。

 

我父亲在这张照片里，皮肤晒得棕黑，一如既往的瘦，但笑得很开心。不是开怀大笑，也不是微笑，就是开心的笑。我想，在喀什那些年，也该是他最舒展的岁月。因为从那以后，我从未看见他这么笑过。我和我父亲很少合照，因为我们俩都不爱照相，但有一张照片，是我俩在西安钟楼底下照的。照片上他开怀大笑，我也是。底下的日期是五月。我忘了是什么事情，让我俩这么高兴。我想他也忘了。

 

我父亲在昆仑山里工作了30年，军功章有很多。我们家有一个绿色的铁皮文件柜，这些军功章就放在里面。我们刚搬到西安时，我看见过，名头五花八门，大多数是奖励他在中巴友谊方面的贡献。当年的红其拉甫口岸，还没有下撤到塔什库尔干县城，而在距离这个县城130公里远的地方，当时海拔4800，有些地方上了5000。每年夏天，一辆军车会载着我妈我姐和我，从喀什出发，去高原看我父亲。当年的红其拉甫口岸，我印象里只有四个机构：边检站、海关，车队和会晤站。我父亲是会晤站的副站长，负责接待进出的各色人等，前几年翻照片，发现一张我父亲和王蒙的合影，两人穿着很厚的军大衣，坐在两只沙发里，要我取名，这张照片可以叫做“秀才遇到兵”。还有一年，我们遇上了中法汽车拉力赛，从欧洲跑过来的人，统统从这里入关，小口岸很沸腾，记忆力隐约有印象，我父亲指挥他手下的兵说：去，找个黄头发的大鼻子。于是我和我姐就和一个金发碧眼的女车手合了一张影。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北京在哪，也不关心巴黎在哪儿，我只关心我的鞋。因为我的鞋的底垫踩透了，鞋底是硬塑料，按几何形式分成两排方格，像一块巧克力，我每天踩着这双鞋痛苦难当，可我仍旧这么跑来跑去，那天口岸很热闹，每个人都欢呼雀跃，有事无事都是喜形于色。这是它难得的热闹。

 

太寂寞了。它不过是群山之中的几爿房子，冬天大雪封山，它就被关闭了，就算春暖花开，这里还时不时就被大雪封住了，人出不去，车进不来。这里海拔太高，水煮不开，肉炖不烂，跑几步就大喘气，感感冒就要死人。谁都不到这里来。那些来往的车马，各有各的富贵温柔乡要去投奔，来了又去了，去了有些就不再来。海关车队各有各的乐子，可在这天荒地老，神鬼不问的地方，还能做出什么乐子来？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女人，没有电话，报纸都是半年前的，连颗树都没有，连颗菜都没有。只有天大地大，群山里你什么都不是。

 

红其拉甫口岸海拔4800，这是什么概念呢？青岛海拔是0，西安海拔400，到了兰州是1520，这就相当于站在泰山顶了，到了拉萨也才是3700。我2002年在拉萨的第一晚，头疼欲裂，一夜不能闭眼，第二天坐车去藏北只能抱着脑袋躺人腿上，一路拔高，到了4800的念青唐古拉山口，下车走两步，捂着胸口不停的喘。但在二十年前，我踩着这脚下的破鞋子在从海拔4800的会晤站大门口一路狂奔，这个天荒地老的口岸能给你的，除了远方就是远方，除了山，还是山，山那边还是山。一路喘一路跑，突然就被一条大河横住了去路。不知从哪里流出来，不知道流到哪去，一条冰冷的大河就那么横在面前，河水飞溅在石头上，扑头盖脸的飞过来。耳际轰轰作响，河水龙行虎步，在大天大地间倾斜而下，遇沟填沟入壑填壑，根本不问往哪里流。

 

暑假的红其拉甫口岸有了生机，家属带着孩子们来了，女人们围在一处夸张的抱怨头疼，抱怨水不开，抱怨条件苦。我们孩子们最喜欢在厨房留恋，当时的厨子叫潘敬敬，是个非常老实的士兵，他和他的桌子很有名。当时新疆军区还在，大头头们来这个点儿视察，少不了要问伙食如何，叮嘱厨子丰富菜色，说有困难就讲。他放着那么多紧关节要处不说，只抱怨说一张桌子上面旋转的部分不灵，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当时的站长姓王，他有个儿子，非常胖，只吃肉。这不是夸张，因为在红其拉甫口岸吃点菜很难，我记得他真的只吃肉。潘敬敬给我们费心费力弄熟了一锅抓饭，这个胖子，上去只抓肉，把米饭胡萝卜撇下给我。八月份突然下一夜雨，白天就有人开着车去草甸子上找蘑菇，突然一夜大雪，我们就在院子里互拍雪杖。

 

真的是一棵树都没有，院墙身后就是山，我们翻过院墙，一路高举，山就在眼前，却怎么也走不到，绿色的草垫子上开满紫色黄色的小花，苔藓，地衣，人声渐行渐远，口岸的房子也像火柴盒那么大点，越跑越散，爱吃肉的胖子已经被落下了，我姐跑不见了，其他人也不知去向，只剩我一个人站在半山腰上里，茫然四顾，山愈发高了，天也更高，云不知飘到哪里去了。四周一片寂静，寂静得不敢大声叫喊。鞋也湿了，吸足雨水的草甸沉重的趴伏着。什么声音都没有。有没有一只雪狼，也曾这么站在这里，俯瞰低处，又忽然调头遁入深山。

 

1993年，因为自然条件过于恶劣，世界上最高的口岸红其拉甫口岸下撤至塔什库尔干县城。第二年我随父母举家迁入内地，离开新疆。 

我不知道自己的悲剧感从何而来。我姐天生泼辣乐观，遇到难处，拍拍手就过去了。我们一母同胞，这么天差地别，只能说明每个人都是个意外。

 

我姐学医，据她说，她第一次看到实验室七零八落的肢体时，当场就吓哭了。当时她只有16岁。后来她在医院里，从开颅手术到尸体清理，上上下下都经历过，下班了拍拍手就去吃红烧肉。她常说她最大愿望,是病人别死在她的班儿上。我常常觉得恍如隔世。我只记得她上学时，喜欢她班上的一个很帅的男生，很像今天的周渝民，叫什么不韦的。后来这个不韦，回了上海。她那时还很迷恋小虎队，最喜欢乖乖虎苏有朋，不许我说一句难听话，属于最早一拨儿的追星族。我今天能唱小虎队的很多歌，完全是受我姐的熏陶。我初一时，有一天她来我们班上找我，在门口遇到我的同桌卢峰，我姐让他叫我出来。我这个同桌不开眼，翻个白眼儿没搭理她走进教室。于是结果就很严重，也很震撼。我姐像个大佬似的，站在门口冲教室里叫嚣，连我都不打理，指名道姓高声呼喝让卢峰出来，看样子是要扁他。我的同桌是个好人，所以他龟缩在教室里，没敢动弹。后来我看《古惑仔》，觉得当年我姐很有庙街皇后的派头。上课铃打响，我姐人走余威在，全班静悄悄的，同学们都屏息敛气，只敢拿眼角扫我。

 

这件事之后，我并没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坏处。第二天上课，只发现课桌上平白无故多刻了一个不大不小，不深不浅的“徐”字，完全没有倾向，看不出是仇人咬牙切齿刻下的，还是仰慕者柔情万状刻出来的。

 

几年后，我姐穿上军装，但势头丝毫不减，两个耳朵打了三个耳洞，常常满耳朵的耳钉耳环，食指上的大戒指一天一换，有一次涂着黄紫双色的眼影，穿着军装走在大街上，非常牛逼。她在疏勒县十二医院时，下班后常常往大院门口的路中间一横，迎面拦住一辆军车就跳上去，呼朋引伴的去喀什逛夜市吃烤肉。我常常想，那也许是她最灿烂的日子，一车青春泼辣的女军护们，轻佻，大胆，骄傲，肆无忌惮，和黝黑的战士们拍着巴掌推着肩膀嬉笑打闹，在夜色里从疏勒县一路飙这军车到喀什去。

 

她的喀什，和我的喀什完全不同。我们小学背后，好端端的挖出一个维吾尔族诗人的墓地，所以学校整个往一边迁了大约1000米，把这个墓地给人家让出来。我姐在闯荡江湖时，我只巴巴的看着墓地上起了一座清真寺模样的纪念馆，来纪念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新教学楼起建时，我们帮着去抬土，常常听见前面女生一声惨叫，话传话递过来，说是挖出死人头了。等教学楼建起来了，又帮着去搬学校的桌椅板凳。我们班去搬的可能是资料室，有很多崭新的本子，同学们当然你一手我一手，拿了几本，我也拿了几本，结果回家我妈批评我，说不应该拿。我也不敢还回去，好像是给了同桌了。

 

我告别小学，告别的很扯淡，因为我写了一首诗。

 

我妈的爷爷，是个很糊涂的人。他给地主扛了一辈子的长工，在临死前用一辈子的一点点积蓄，买了小小的一块地，然后就死掉了。这估计是他一辈子的梦想。但他的这点儿梦想，活活害了两代人。因为不久之后，就土改了。好端端一个老实人，成了富农。他一蹬腿死掉倒轻松，连累我妈一贫如洗还成了富农成分，几次考师范，都因为成分问题被拒绝了，只好改上农机校，当了女拖拉机手。但她一辈子都尊重读书。我现在成了大学老师，等于完成了她的理想。那时她看我爱读书写字，就把报纸剪得七零八落，贴成几本剪报，那里有养生方、名人格言、如何贮藏大米以及鲁迅的短文，非常后现代。她还让我把写的作文整齐的抄写在一个红皮大本上。这个本子，我们从喀什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西安，辗转几千公里，居然都没有丢。我小学毕业时写的诗歌，就在上面。现在不在手边，确切的词不记得了，只记得有种假大空的宏伟，大约有为明天奋斗之类的鬼话。我不知道那个贺女人，怎么知道我写了这么一首诗，在小学毕业典礼上，声色俱厉的威逼利诱我上台去朗诵。我死活不肯，估计她又冷嘲热讽了一通。但记忆在这里开了个玩笑。因为我确实不记得，最后我上台了没有。也许上去了，朗诵了，但自觉羞辱，所以自卫性的删除这段记忆了。又或者没上？那天所有的记忆，都静止在满场的同学，和那首诗上面了。

 

长大后我第一次听说有诗歌朗诵会时，非常惊骇，因为是要诗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朗诵自己的诗歌。我第一次看见别人在台上朗诵他们的诗歌，尴尬的不能直视，人家大大方方，自己倒仓惶退场。这种羞耻感不知从何而来。理性上觉得朗诵太有表演感，而我讨厌去表演诗歌。但事实也许没那么文艺腔，它也许只是因为一段不愉快的童年记忆罢了。

 

童年的记忆，其实远不止此。比如我父亲坐在门口，一把将饭碗砸向院门，或者是我和我姐在屋里放炮，把小厨房顶烧着了，如果不是隔壁的维吾尔族邻居发现，我们小姐俩就交代了。零七八碎的，像是剪坏的电影。院子里有个叔叔把自己吊在高低床上，自杀了。我们院子后面，是一所维吾尔族学校，每年春天风沙之前，会开满全世界最牛逼的梨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搬进军分区大院，而是在另外一个院子叫教导队，我爸爸是指导员。十几年后，那地方改叫步兵二团，我父亲又转回来当了政委。有一年我妈带着我和我姐做了两天的军车，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看我父亲。司机日夜兼程，在夜里十点多赶到喀什。车停在院子里，我迷迷糊糊一下车，感觉恍如隔世。十年前的十年前，也是夜晚，我在这个院子里爬上高墙下不来，喊叫着人，但没人来，因为大家都在屋里看《再向虎山行》。如果在电影里，我一定在平举双手，在新疆宽阔的夜风里，飞身高举，翩翩欲飞。后来有人来了，来人是我父亲战友的儿子，小名叫鹏鹏，大名我至今不知道。当时是暑假，他住在我家。鹏鹏来了，却并没有英雄救美。他站在墙下，和另一个男孩嘲笑我，拿石子往上丢我。后来怎么下来的，我也忘了。这个叫鹏鹏的男孩，前几年被人捅死在云南，横尸街头。我并没有亲见，但我妈和我姐去参加了葬礼。我们小时候，大人们开玩笑，拉郎配，把我姐许给了这个鹏鹏。我妈回来唏嘘感慨，心情很不好。据说鹏鹏爸爸从新疆退伍后，回到老家当了一个县官，主管粮食，不出几年很有钱，我97年回新疆时，这个叔叔还在县城土里土气的豪华馆子领我吃过饭。当天鹏鹏应该也在，但我全无印象。再后来，据说这个叔叔包了二奶，鹏鹏得知了很气愤，放假回来跟老子决裂，说你给我六万块，我带我妈走。他爸爸和我爸爸是老乡，做派都很生猛，一耳刮子把儿子扇回云南继续念书去了。接着就出事了。这个当年在墙下拿石子丢我的男孩，为了给同学撑腰，去打群架，同学没事，他却被人捅死在大街上。他老子赶到云南去，急救费刚到六万，儿子就咽气了。老家的人说，这就是债。

 

05我结婚办酒席，这个叔叔从镇上开车到兰州，来和我爸喝83年的茅台酒。当时他死了儿子，我爸得了癌症。按照老家的风俗，结婚时娘家不去酒席，所以我父母在家里开了一桌宴席，坐上都是大多是当年喀什的战友，有个叔叔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另一个似乎是我姑父的哥哥，我叫大伯，当时还好好的，后来突然死掉了，也是癌症。我结完婚回来，我爸说，83年的茅台滋味足。

 

这个大伯死了之后，我和我妈去探望大伯母，她家在雁滩桥头，临河滨河马路。大伯母是疯狂的女人，她详细给我妈讲述着当时的痛苦，大伯不停的叫喊，疼，不能吃饭，屎尿流了满床。她完全没有眼泪，干搓着双眼说都是解脱。她说老头子癌症，都是因为不能释怀儿子的死。他们的儿子很多年前死掉了，原因我没问。只有一个女儿，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有一次和乘客争执，从车上摔下来腿瘸了，但不知为什么，也没算成工伤，丢了工作，在家待着。大伯情绪郁积，就癌症了，而且走的很快。接着话锋她一转讲到气功，说拍手功非常神奇，她家的君子兰不用施肥，每天对着它拍手，它就疯狂的长。你看，她指给给我们看，我妈应声附和了几句。她又摊开双手给我妈看她开裂的手指，神秘而虔诚的低声说，你看毒气就从这里抛出去了。

 

 

我一直不大清楚，记忆是怎么回事。我和我姐相差一岁三个月零两天，可以说，除了双胞胎之外，做为姐妹，我们俩最大限度的共享了人生。但即便是这样，我多年后再和她回忆从前，却像两个账房怎么也对不上账，别说细节了，连故事梗概都对不上号。她带着我上了五年的小学，想必烦我不是一点儿半点儿。我常常想起那一年的夏天，午睡过后醒来，她偷偷溜走了。我迷蒙着双眼，万分委屈的穿过漫长的军区大院去上学。但我没有那个气性，走到一半，就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起来。马路牙子上是一扇窗户，窗户里是一个会计在上下午班。她叫黎春兰。她打开窗子问我：徐二！你哭什么！我非常羞愤难堪，一言不发走了。这个场景至今还很鲜活。我不明白为什么记忆不老。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夏天的热，绿色的树叶和我羞愤的心情，像是泡在福尔马林里，说不上鲜活，但却没有腐烂掉。如果你今天给我张地图，我还能指出我当年痛哭失声的具体地点。它的右前方，是一片荒芜的果林，左前方是菜园，后方是喀什军区政治部的大楼，绿色的墙裙，红色的窗框。

 

我跟我姐姐说起这件事，她茫然无知。我姐的回忆里，也常常没有我。她说道那年的大年初一，我爸一巴掌掴散了她的马尾辫，她只好哭着和同学们去于老师家拜年。那一年的初一我在干什么，我也茫然无知。我不敢相信，这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不再想要跟着任何人去任何地方，我爸也老病缠身，不能再掴散任何人的辫子了。

 

记忆像是一个意外，记下的都是不知所谓的片段。我们历史老师姓贺，叫贺遇莲，是个真正的婊子。事实上，她兼着我们好几门课。她像个间谍一样在考试时，偷偷从一班溜到我们班，再从我们班溜到一班。她疯狂的陶醉在自己的权威里。从敞开的门我可以看到过道的墙。那边墙漆了绿色的油漆墙裙，她贼膝摸脚的向我们班摸过来时，绿色的墙裙里，就映出一个暗影。那次考试没什么可以抄袭的，考的是陈胜吴广闹革命的事，可我还是忍不住一次次的看那绿色的墙裙上浮现上来的暗影。

 

我后来在乌鲁木齐的家具城里遇见过她一次。我妈停下来和她说话。我茫然的看着她。等她走了，我妈问我为什么不问好。我那时词汇量小，讲不出婊子这样的话。我只说她不好。我妈也没有苛责我。我隐约觉得她也并不喜欢这个姓贺的。后来我看我妈的老相册，在一张尺寸很长的照片里，发现她俩曾经在一起下乡插过队。这想法就落实了。贺遇莲像是赵姨娘，我妈决计斗不过她。

 

我长大后成了个老师，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多么富有童话色彩。我最怕教师节，或诸如学生毕业这样大喜的日子。我连假装欣慰都困难。长大后我遇到很多不错的老师，虽然有些并不赏识我，但他们都是好人。但我人生中最大恶人，却出现在我手无寸铁的童年时代。这他妈的太不公平了。

 

可是连这些，都失去了。我在百度和google上搜索不到她，如果不是回头翻旧账，我也忘掉她了。我的童年没有大不幸。父母没有离婚，却不停在吵架，贺老师没有逼我吃粉笔，却让我在体育课上得了个50分，倒数第二名是90分。就在那个新建的教学楼的一楼，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得了一个50分。我姐姐是个很江湖的人，常常结交各色大佬，有着自己的生活。我全然忘记了。只觉得一切都懵懵懂懂的。没有尖锐的羞耻感，没有尖锐的受挫感，一切都像是被钝器所伤，伤痕在20年后才浮现出来。

 

我的父亲是看不上我的。这一点我隐约知道。当年的我甚至为了讨好邻家的女孩，把我妈的一条手链偷去送她。我父亲幻想我有头脑，有主见，是个拿的出手的孩子。有一年在喀什，他带我去吃饺子，我把勺子杯盘弄得叮当响，他当着满桌子的人，教训了我，我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满脸通红。这件事我至今记得。很多礼仪都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比如吃饭不要一直把筷子端在手上，不要站起来去夹远端的菜，夹菜要紧着靠自己的盘子边。这些礼仪我至今牢记，并受益匪浅。因为他采用了一种能让我一次牢记的方式，把它们教给了我。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因为我不爱教育人。学生迟到了，我看一眼继续讲课，学生旷课，我也继续讲课。教育当然有积极的方法，但是我最初的经验，教育和羞辱是密不可分的。礼仪这个东西，至今是我的硬伤。我不知道怎么春风化雨的和礼仪融为一体。对我来说，它代表一种强权。所以我和人的关系，总是有问题。太近了，我就忘了礼仪，而讲礼仪，我就无法和人亲近。我成年后仍然无法对礼仪产生应有的兴趣和尊重，对它的积极意义，我一直无法充分认识。

 

这个姓贺的女人，估计对我姐姐也不善，但我姐很江湖，很有可能根本不鸟这个女人。但我不行，我内向懦弱，委曲求全。有一年夏天，大家在干涸的游泳池里练团体操，有个很经典的姿势，是五个人手拉手，白T恤黄裙子，中间一人直立，两侧的四人手拉手侧身倒下去，像半朵太阳菊，很漂亮。我大概是迟到了，这个女人让我在游泳池外罚站，那是我第一次有幸整体观看这场表演，那么多黄白的花朵都开了。我记得我站在喀什8月的骄阳里，内心茫然，觉得人生如此漫长，像一场罚站。

 

我自小语文出众，却从没当过语文课代表。因为我沉默寡言，开口时不能成句，又不能饱含激情的朗诵课文。至今为止，看到电视里太煽情的片段，我都要换台，不是轻蔑，而是生理的不适，我觉得他们都挺真情流露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个看客，我才觉得尴尬。我小学的语文课代表叫陈恒，写得一手漂亮字，好容易她转学了，又来一个叫智圆圆的人，也是写得一手好字，她个子很高，脾气温顺。初中的语文课代表叫洪丽，有个极度不爱她的妈妈，为了夺第一，初一就熬通宵。高中的语文课代表我忘记了。因为到高中后，我进入青春期，突然开始谁也不鸟，和年级组长吵架，和班主任吵架，和我父亲吵架，连暗恋很久的男生，我也去吵了一架。这种情感表达方式，现在看来，简直不可理喻。

 

到了高中，我才成了一个彪悍的人，之前16年在新疆，我都小家碧玉的。我妈逢人便说：我们二姑娘文静！我不大知道文静的具体含义，但看我妈的神色，是当褒义词讲的。我无法说我内心狂野。因为我一直很糊涂，到大学毕业，我也不知道，我的狂野劲儿，要发泄到那个领域里，去破，去立。事实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他生病之后，曾经说：我本该是个优秀的机械技师。说这话时，他的大部人生已然过去。我内心萧索，想着世间悲剧何止一端，在这条路上再跑三十年，我也会说出同样的句子。

 

喀什的岁月肯定比这还要久远，它们都消失了。可能溶解了，可能凝结了，埋在大脑的哪个皮层，我也无法断定。我现在回想起喀什，简直和外星球没有两样。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上，一个传说中的绿洲。听起来美不胜收，但记忆里总有地老天荒的意思，比半天里的月球还遥远。那些人和事，在时光旅行机里面目全非。只有一点大家殊途同归，就是无止尽的衰老。

 

我爸爸的同事赵三伟，已经死在北京301医院的过道里了。当年我家和他家面对面都住四楼，大年三十除夕夜，我爸和他在各家的阳台上点着冲天雷互相发射。我妈的女同事，被军人老公骗着离了婚，之后他立刻纳新。当年这个意气风发的阿姨是市政府合唱团的指挥，裤子拉链忘了拉，依旧大开大合的指挥完整个表演。我姐的好友徐冲住在我家楼下，长得天姿国色，整个一个翻版的曾华倩，我上大学时，她在喀什军分区当了一个话务兵。而军区大院当年的一个问题少年，现在居然在宝鸡当了营长带着野战部队。这些人的生活，像是没亲没友的节日里，在戈壁滩上空炸散了的烟火，四分五裂。没有消息的，差不多等于死了，有消息的，有些也是死讯。

 

喀什是什么呢？它像是一个宇宙空间站，每一个到这里的人，最终都要离开。我父亲在这个宇宙空间站上，生活了30多年，等他返回地球时，他的父母已经死了，田没了，地也没了，兄弟姐妹们物是人非。内地对他而言，也成了外星球。我们这些新疆长大的孩子，没有和外婆的故事，没有从小的玩伴，没有和一个城市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停的动荡迁徙。我刚到乌鲁木齐，见着公交车都惊奇。刚到西安，穿了平生第一条牛仔裤。喀什，就是一个荒蛮的外星球，我们荒蛮的成长，那种荒蛮的孤独，没有外婆可以抚慰，没有外玩伴可以倾诉，没有任何一条街道容许你的柔情万状。

 

我先生常常在兰州街头遇见他的小学同学。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太奢侈的体验。我记得很多我小学同学的名字，黄远，许宙，刘建军，景慧，田兰，玛依努尔，阿不力克木，林春，杨帆，金睿，陈蕾，但他们都在不停的消失，大多数是随着父母回了内地。班里有人转学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常怀疑自己骨子里薄情寡性。大学毕业人人哭的泪流满面，在火车站十八相送，我只感觉到生理上的不适。我还记得莫名其妙要去合唱一首歌，指挥是我的班长，一名腰肢柔媚的四川男生，很爱音乐和地理。他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唱出离别的感情。我很犯愁，因为我没什么离别的感情，既不难过，也不烦感，就是没什么感觉。如果有的话，只能算是恍如隔世，像是十几年来的离别小戏，又加演了一场。

 

上小学时，院子里有两个孩子，和我们一对小姐妹玩的很起劲，我妈招呼她们去我家开晚会，敲着盘子唱《我们新疆好地方》，但像是一夜之间，她们就消失了，无影无踪，说是搬去了伊犁。我在军区大院里最好的朋友江才宇，也是一夜之间跑去兰州上军校，最后消失了。我父母很要好的两家，也先后搬去了乌鲁木齐，两家的儿子，几年后再见，完全不是当初的印象。年纪小点儿的黎明弟弟，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高中生，和他父亲的关系相当紧张。想当年我拉着毯子和他在我家葡萄架下打闹，差点把他摔成脑震荡。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叫张伟，青春期来得早而强烈，动不动就从二楼跳出来离家出走，97年再见他，去郑州上了军校，和我先生算是半拉校友。住在我楼下的荷花姑娘，去了乌鲁木齐后音信全无。

 

这算什么呢，无非离别而已。

 

我父亲在昆仑山上守边防，一年里有大半年时间不在家，我妈妈经常拉着我去车队送他。我习以为常，但我妈总想来点煽情段落，于是她教我问我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场景，用在歌颂戍边军人的宣传片里，非常合适，但作为生活，它太蠢太假，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父亲也笑。我当然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甚至不真的关心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真正关心的是，我小学什么时候毕业。

 

春天时，喀什成了真正的宇宙空间站。围绕着它的不是寂静和黑暗，而是黄沙。我妈给我和我姐每人一条纱巾，把整颗头裹进去，像是一个抢劫犯，或者科幻片里的无脸人。顶着风沙我们上学去。教室的座椅，一天是要擦好几遍的。当时我们班有个男生叫什么辉，暗恋一个女生叫什么慧。他示好的方式，不是喀什人都体会不出好来。他每天早上一定头一个到，到了就把什么慧的桌子擦的一干二净。这一招比送999朵玫瑰实用，但又和它一样招摇。因为喀什的风沙如此之大，一夜的落的尘土，相当于欧洲城堡闲置一百年的意思。这个什么慧，一进教室，撞进眼帘的，就是自己那半张擦得锃亮的桌面。这一招在内地就看不出好来，因为风沙不大，擦了没擦，区别也不大。这位什么辉，坚持了很久，直到什么慧转学去了乌鲁木齐，还无法忘怀，于是决定把她的名字刻在手臂上。但他缺乏远见，因为“慧”这个字的笔画实在太多，他刻得龇牙咧嘴，终于没有完成。他后来去乌鲁木齐当了骑警，常常骑马巡山，后来去可可西里围捕盗猎者，差点被枪打中死在当地。我上大二时，有天夜里在宿舍打牌，他不知道从哪儿得知我的电话，居然打过来，他的热情似火遇到我的赌性正酣，我急匆匆要挂电话，他说，他们今晚在小镇过夜，就这么一部电话，几个战友每人也只有三分钟的时间。这边牌友催，那边战友催，一时居然语塞。他说当天和盗猎者撞了个当面，都开火了，有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当时我们差不多有5年没有联系。按照电影里的桥段，我现在应该已经嫁给他了才对。但我是喀什人，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他记得的唯一的喀什人。

 

如果是我，在和死亡擦身而过的夜晚，只有三分钟，我要给谁打电话？我当然要给一个喀什人打电话，问他喀什军分区大院里的团职楼，它拆了没有。

 

它当然是拆掉了，20年都过去了。军区大院的孩子们，都在团职楼下打沙包。因为如果住在团职楼，爸爸们都差不多一个年级，孩子们的岁数也就相差一两岁。那时候我妈常领我去一个女裁缝家，她的特点一是非常胖，说话都拉风箱似的喘，二是手艺很糟，做什么不像什么。我妈给我在一本也许叫《上海服饰》的书上选了一套衣服让她做，她做出来，我穿上去学校，就有人就说我是饭店里的服务员。类似的还有一条红裙子，我期待了一周，结果穿上完全不像个样子。可我还是穿着它到处跑，但打沙包时这条裙子很要命。经常有人明明被沙包挂了个角，因为没凭证，可以赖掉，但我这条裙子沾土就是个白印儿，无从抵赖，让人气馁。

 

打沙包的人里，有个女孩子出手快下手狠，基本是按照军事标准来拦击我们的，基本上一个沙包丢过来，就是一棵炸弹。有人被砸疼了很不爽，女孩子们喳喳喳的吵起来，我姐也是当中一路诸侯，当面锣对面鼓不怯场，声音忽高忽低，很震撼。我就不行，遇到这种战事，就懵了，握着沙包站一边儿，唯唯诺诺没个主张。到今天，我在当面对抗上都不行，前不久和一个恶邻对阵，照例屁滚尿流的败下阵来。

 

风沙都是春天里来。每一道窗缝都有沙子飞进来，床上被上细细的沙，像是被人细细箩过一遍。绑好劫匪般的纱巾，开门扑进风沙里，对面不见人，沙砾尘土簌簌扑过来，隔着纱巾，张嘴还是满口尘沙，迎头顶着风走，侧身推着风走，转过街角，风就赶着推着撵着你走。顶风迈不动步，逆风停不住脚，衣袖呼啦啦的作响，耳朵里，头发里，牙齿缝里，脖领里，都是细沙。二月春风似剪刀啊，春风送暖入屠苏啊，春风又绿江南岸啊，我就是这黄沙滚滚的春风里一个野孩子，等着风沙里千树枝头十万花开，紫恨红仇的不罢休。

 

从宇宙空间看不到喀什，只能看到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往西走，就是这天地洪荒的小地方。据说它是中国版图上，最西部的城市。

 

 

和人聊起来，想玩儿一个双簧博客。需要找一个爱拍照的美女。她的任务就是每天发一张自己的美女图给我。年龄21以上。

本来我提议自己上阵的。但是遭到围殴。场面很感人。再商量，找个自己人，玩起来high点，但是环顾左右，发现彼此都恶行恶相，像是说好了要组张八怪图似的。

 

 

家乡

 

漂流久了，不知道哪里是家。可家也不是家，或者从来不曾是过一个家，或者从未被接纳。想着那些戈壁沙漠，那些雪山马场，我也是深爱着的。你也是深爱着的。我喝过你的盘腿酒，吃过你的斧子肉。我摘过你吐鲁番的葡萄。我看过你爬上来的半个月亮。我去过你那遥远的地方，我也曾是你的一位好姑娘。

 

狐狸

 

双喜姓洪，在学生生涯里她为此饱受调笑，而进入青春期后，她一日一变，不出一年就成了一尾烟视媚行的小狐狸。她像烟一样经过男人们的嘴和手，被吸干了，幻想和热望像烟一般消散，只换来对方片刻的刺激和幻想，她像一截子烟蒂，沾满各式男人的咬痕和口水，几年后，她成了个老狐狸，使人生畏。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书名即是黎氏趣味：半封闭，半沉默，当然也半自杀——这本书若叫《艳情史》可能会比较好卖。

 

谁会被黎戈的“私语”吸引呢？我肯定是其中之一。原因有三：第一是卖相好。黎戈不但漂亮，而且百变。我看过她相隔不久的两张照片，基本上是两款不同的漂亮妞。读书这事好比网恋，心意相通是浪漫主义，当面验货是现实主义。黎戈的漂亮很富余，足够她去写一本《艳情史》。第二是温暖。黎戈的气质既不亲腻，又不疏冷，正好。这分寸没法掌握，而是天生的。第三是扎实的语言功底。像我这种不酸不甜的文艺女，长期浸淫在女性杂志的废话和诺贝尔文集的翻译文风里，绝对不相信一名作者，单靠挥一把“真情实感”的大刀就能所向无敌。写作是一门技术。写作是一门艺术，但它首先是一门技术。特别是在博客时代。

 

黎戈自己把这本书比作她的孩子，她理由充分。当然因为她在一年内写了一本书，还抽空生了一个孩子。但更重要的是，书和孩子的相似之处也有三点。第一是肚里没货不行，第二是前途未卜，第三是完全无用。一本书的诞生和一个孩子的诞生，我都没经历，不好说哪个更痛苦。但肚里有货，肯定会容易点儿。但作为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的悲观主义者，对世界上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都满心狐疑，觉得双方互为人质不得撒手。一本书的命运也并不会好到哪里去。至于它们的无用，请你看到这一行时停下来，以“改变我人生的十本书”或“改变世界的十本书”为题列个清单。

 

我们都在这个烂世界里活的够久了，知道有了这点年纪，再去询问“意义”，是很无耻的。所以如果你对世界的意义有疑问并想在书中获取答案，请止步。黎戈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贴皮贴肉。窗帘，盆栽，画布，茶杯。它们像是一棵树的树叶，是最鲜活的部分。而这些文字，像是穿透树叶斑驳的阳光，祛除焦躁。女人写书，要么不女，密度很大的汉字劈头盖脸的杂死人；要么不人，犄角旮旯鸡毛蒜皮，像是缓慢而微观的幽居生物。好在黎戈即柔又韧，这种平衡感无法学习，是天生的。

 

黎戈之前的一本书叫《一切皆因你值得》，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有多种可能性：一场断肠的暗恋，一段持久的等待，一次慷慨的付出，一场冒险的豪赌，千里归家，万里寻母。而它的基本色彩，却能涵盖黎戈读书为文的特征，那就是信。相信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有信，就有望，有望就生发出绵韧而持久的爱。如果说在《一切皆因你值得》中，这爱指向文学，那在《私语书》里，这爱则指向生活。相比之下，我更爱这本书，文学之爱里她琵琶遮面，而在自己的生活里，她活色生香。

中国制造

 

今年的新外教叫苏三，来自德累斯顿。这是个东德城市，二战时被盟军轰炸过。苏三一句中文不会讲，提着箱子住在我们豪华的海景公寓里住了只一天，就愁绪满怀，公寓管理员的英文奇烂无比，苏三只好一大早打电话叫我帮忙。 

苏三发愁的事情，非住在这栋公寓里不可知。第一，阳台的塑钢门关不上；第二，浴室的水和地漏南辕北辙；第三，地板鼓包；第四……我和维修队耗了一个早上，只把哑巴修成聋子。阳台的门关上了，可是却打不开了；玻璃胶没把浴房粘好，到洗衣机弄坏了；为了把地板压平了，地脚线却劈开两米多…… 

苏三是个德国人，耐心在秋阳下晒了4个多小时，她开始问我：是门的问题，还是工人的问题？我只好说：不管人和东西，都是中国制造。她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我刚来中国，需要注意点什么吗？我说：不用，你不懂中文，可算天下无敌。 

这个是以谎言起家，以骗局发家，以背信弃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地方。苏三跟我跑了一次银行，对摁指纹很感兴趣。我说：这也是中国制造。她问：为什么？我知道，也能说清，也想跟她解释清楚，只是一开口，突然没了力气，太累了。 

中国制造，就是中国真相。这个真相，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说。知道之后，只有两个出路，玩，还是不玩。我属于不想玩，却没脾气不玩的。玩又玩的太较真，玩的死心眼，玩的执着，玩的没幽默感。离的一句签名可做我的墓志铭：“他多么希望能够平静地生活在一个单纯的世界里，一切物品只是物品本身。”

 

《上海王》

看完虹影的《上海王》，真替北京人羞耻。你看看人家上海——张爱玲（虽然我很不爱她），王安忆，陈丹燕，虹影——一个城市养活这么些人。
我看过写得最好的上海，是木心的《上海赋》，至今无人能出其右。陈丹青对木心赞赏有加，我看一篇《上海赋》也就够了。木心写上海，嬉笑怒骂的身段是其他人没有的，也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懒得说它。那种懒洋洋的笑谈，我很喜欢。 

《上海王》写得很一般，虎头蛇尾，厚度有限，既女人，又上海，有点上海女性时髦杂志的意思。性爱描写花拳绣腿，不痛快，把色情写得太温情。快到结尾处，女儿几乎是当着面睡了妈妈的爱人，很法国啊，我很喜欢，可惜前后铺陈的太仓促，这一刀剌的只肉疼，不心疼。比较好的桥段，是阿其结婚前和月桂的那点暗恋的事，像我以前看过的一个港片，黑帮青年才俊爱上老大的女人，主角似乎是曾华倩和林俊贤，有点SM的味道。

 

2000年，文刀刘带我去吃饭，在哪里吃的忘掉了，只记得就餐区屋顶很高，人山人海的。吃什么菜也忘掉了,但记得一碗粥，名字很漂亮叫菊花粥。

 

“菊花粥”比“菊花茶”听上去更漂亮，汉字看也更漂亮。可能因为“菊”和“粥”里的“米”首尾呼应，比划结构繁简交错，空间上很美；也可能因为“米”字型本来就是一朵花开的样子；也可能“菊花”自古身段高浊气少，或者是它本性清凉。如果入茶来喝，像是酒色财气后看红楼梦，有些摆出来的架子。而加了白米当饭吃，就全无姿势，很朴素。我线条很粗，当时也小，感受不到这些道道，只记得一只素瓷碗里，菊花早熬碎了，鹅黄的花瓣和白米浑然一体，是种清冷的干净。文刀刘看了一眼，开玩笑说：灵与肉大融合了。

 

今天突然想起这碗粥。

我常对着一面墙发呆，或者一棵树，或者坐在我的二手椅子里。我想着那些奇怪的人。比如一个极度性冷的女人，她在少女时期不小心看到了一部强奸幼女的A片，付出了古怪的代价。另外一个人，他在地图上找到了一个小岛，地处太平洋，因为天气原因，飞机无法在此地起落，而它离最近的岛屿也要八九天的船程。这个人于是在互联网上，找到了这个岛唯一的页面，他四处打听，想要学习这个岛的语言，他学习游泳、潜水、捕猎，他买了很多荒岛生存指南，万一在奔赴这个岛国的途中，他不幸迷了路，流落荒岛，他并不想就这么死去。一个人和一个孤岛。这个故事简直可以无穷尽。

 

青岛有众多坏处，比如思想闭塞、井底之蛙的优越感，男权至上等等。但这些都抵抗不了一个好处，就是树多。我常对着一棵树发呆。我想着那些过去的和即将到来的日子，感到恍如隔世。我常常感到恍如隔世。我看见自己对着一棵树发呆。我爱树啊，比爱花多，比爱猫多。树的生命指标接近最低极限。它不吃饭，不排泄，不说话，也发火，也不会想到自杀——或者它也会？

 

树真好，它可以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往高处长。不管根在哪里，它都可以往高处生长。如果有风来了，树叶暗暗的婆娑的响。我总是对着一棵树发呆。我深深爱着的，是那个在高纬度的树林里穿梭着的树学家。

 

我需要一个房间，一个带窗户的房间，一个从窗户能看到一棵树的房间。或者说，我需要一棵树，一棵紧靠窗户的树。最漂亮的莫过芙蓉树。微风吹过时它们摇曳有声。它们窈窕，纤巧，安静。说真的，我厌恶这生活。我潦草的活着。这生活简直不值得认真对待。认真对待又如何，我在大街上走着，咣当，一栋楼跟纸片一样倒下来，把我压死了；或者，我在大街上走着，咣当，一辆喝了酒的车飞过去，把我肚子里的孩子撞出来了；或者，我在大街上走着，咣当，一个恶少玩飞车，把我撞飞了；或者，我在大街上走着，咣当——这个故事有无数种开放式的结尾，我也想不出我会怎么在大街上青天白日的死掉。

 

例行公事的总会问问要不要生孩子，工作上好做安排。在当妈的看来，我矫情的不行，像是已婚的人看到恐婚人士，也觉得矫情。我不怕身材走形，不怕青春不再，不怕钱不够，不怕夫妻感情冷淡——big deal。我怕孩子恨我，恨我把它带到这样一个世界上来，过上这样一种生活。我怕我恨自己，这个孩子会和他们一样，合伙把这个世界搞得更坏。我们互相绑票，谁也不能撒手。

 

当然，这些都是矫情的。我知道。那么些独身主义者如今都三四婚了，那么些丁克家庭，如今也儿女绕膝了。我只觉得这人生不值得那么大阵仗的来过，那些仪式感，那些节日感，那些纪念感，相比大街上的事，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笑话。

 

阿花说的对。这些矫情也让我厌烦。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写，不说，直接出发去那个太平洋上的孤岛，在那里像一棵树那样生活——那时候，我依然不是我。

 

尊严是个基本母题。甚至是唯一母题。每一个字都必须围绕它开展。它与生俱来的刚性，是生活的唯一支撑。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看，我还坚守着文艺少女的恶趣味——看看这个，迷死人对吧。

荼靡

光看这题目，就知道我的文艺小情绪又爆发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六月的青岛，开到荼靡花事了。学校西门外的栅栏上攀着的刺玫，一声叹息，花瓣就飘飘洒洒的泻了满地，又扼腕，又圆满。校园里除了曲曲折折的桃杏，居然还有核桃，无花果，桑梓和蜿蜒的金银花，紫荆，丁香。想着这世间真不配这么美，而居然这么美了，都是值得感激的。美得不应该，人不配消受这美。树叶绿得骄人，花红得娇人，而穿花过柳，说的却又都是仕途经济。这世界本该更坏一点。

 

抄写

一直有点神经衰弱，躺在夜半，躺在清醒里。我要是个作家，这些失眠的时间，够写出十个长篇了。这些流淌的时间啊，可以把物件变成古董，把枯木变成石油，把坟墓变成庙堂。可它只把我变老，让爱我的人唏嘘不已，不忍细看。我捡起烟，放下笔。我不研究你了。我抄写你。写过你写过的字，就行了。这些你写过的字，你的排列方式，你的词频，标点符号，就是你了。你是不是在巴黎遇到过他，他是不是送给你满屋子的罂粟花，这有什么鸟干系？你一把火将自己烧的骨灰都不见了，这些还有他妈的鸟干系。 

公车站有人在抽烟，我凑上去，再凑上去，我恨不得把他闻个遍。我知道我这样的怪胎俯仰皆是。他的烟是辣的。我裤兜里装着从超市偷来的打火机。我可以把大象从动物园偷出去。我可以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偷出去。

 

西窗

他面对的是些不知深浅的年轻女孩，她们总以为自己是第一个狐狸精。她们跨在他的书桌上，窗台上，咬着柔软青翠的草茎，嘻嘻笑着。她们以为他在等着她们。她们伸出柔软青翠的长腿，把他勾向身前，她们以为在拯救他，或是疗救他。草茎摇曳着，她们笑的更摇曳。但这一切都太晚了。他回不去了。他抽出她们樱唇中湿润的青草，轻轻丢出窗外，再把她们轻轻丢出窗外。无论如何，他是回不去了。那扇西窗，和西窗下她嘻嘻的笑声。